中国女性崛起：父母的观念转变与女性高等教育——来自“高校停招”的经验证据

现有研究发现：经济因素会改变父母的“重男轻女”观念,影响父母在子女间的资源分配决策。本文从“弥补父母未曾实现心愿”的视角证明：非经济因素同样可以转变父母的“重男轻女”观念,继而推动女性在高等教育上的崛起。利用1966年“高校停招”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实证发现：那些父母更可能受到“高校停招”影响而失去“金榜题名”机会的女性,高中毕业后入读大学的可能性显著提高。机制检验发现：当女孩有机会“圆父母的大学梦”时,父母在资源分配上的“轻女”倾向会得到明显缓解。不仅如此,“轻女”观念的转变还会延续到下一代。本文对理解近年来中国女性在高等教育上的崛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农村居民教育支出推动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效应研究

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是农村居民家庭用于提高自身知识技能水平及培养子女所花费的代价,它会产生两大效应：一是培养子女在未来会给子女及社会带来收益;二是农村居民家庭劳动者或就业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水平所带来的收益。通过收集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人均纯收入等数据,构建农村居民教育支出推动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1990—2009年二十年的整体情况看,随着农村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对人均纯收入的推动率为23.72%。     

子女性别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以往研究重点关注父母对子女的代际传递,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子女是否会反过来塑造父母的行为和决策。本文利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子女性别如何塑造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孩会通过“为儿买房”机制增加家庭储蓄率、减少风险资产投资;由于女儿对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相对更多,女孩家庭参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概率相对男孩家庭更低。     

引出还是挤出:政府与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行为互动模式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经费保障一直存在着来源结构不合理、政府支出力度不足的问题。基于人力资本投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解析了政府与家庭投资教育的不同激励。父母一代越是重视子女福利,政府教育投入越能提升父母投资子女教育的激励。而政府在预算收入约束条件下,教育财政投入是家庭投入和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反应函数。进一步构建省级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高等教育支出行为模式,结果发现政府高等教育支出有利于引出更多的家庭支出,而家庭高等教育支出挤出了政府支出努力。在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制度落实政府责任,以此带动家庭更多地为子女高等教育而投资。     

收入和子女数量对城市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大连市的实证研究

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投入的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政府在教育上的公共支出长期不足,因此,解释中国教育的发展就需要从家庭这个微观的视角出发。本文利用针对大连市家庭教育支出情况的一次调查,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收入和子女数量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为我们解释中国近期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经验上的证据,也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

中国的市场化深刻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女儿更有能力提升父母的福利;但同时由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尚未彻底完成,传统农业文明下形成的"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存在,因此女儿是否给父母带来比儿子更多的幸福感,就仍然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数据定量研究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借助第一胎子女性别的外生性,本文发现,在子女的婴幼儿以及中小学读书阶段,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而到了子女的结婚生子阶段,儿子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比女儿显著更低。特别地,本文没有发现儿子通过"养儿防老"渠道给父母带来更高幸福感的证据:分析显示女儿带给老年父母的幸福感也比儿子更高,这对于有养老保险的父母尤为显著;但发现了父母因为"助儿买房"而损失幸福感的证据:城市里更高房价让男孩父母的幸福感更低。     

“重男轻女”降低女性福利吗?离婚与抚养压力

本文利用1990年和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从父母婚姻状况、子女监护安排和(外)祖父母是否帮助照看孙辈三方面,考察了第一胎孩子性别是否影响已生育女性福利。我们发现,与第一胎为男孩的母亲相比,第一胎为女孩的母亲离婚率更高,离婚后更可能独自监护子女;第一胎为女孩的母亲更难获得(外)祖父母照看孙辈的帮助。本文作为第一篇利用国内数据研究子女性别对女性福利影响的文章,对性别偏好的研究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支付能力问题分析及对策

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完成了由免费教育向有偿教育的平稳过渡，也大大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大量需求带来的社会就业结构变化趋势，使得每个家庭都迫切希望子女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并表现出强烈的高等教育投资意识。但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及其家庭在投资高等教育中所产生的问题成为社会的一大新的难题。本文拟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背景出发，分析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对社会、高等教育本身的影响，并从国家政策层面和高校以及学生个人几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外流在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从子女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子女外出务工三代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结果显示:首先,农村老年人与其外出务工子女三代家庭的代际支持符合合作群体模型:经济支持主要由子女流向老年父母,最有需要的老年父母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众多老年父母给留守未成年孙子女提供了同住和生活照料帮助,老年父母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其次,外出务工子女的城市化程度并没有影响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最后,文章指出了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促进剩余劳动力外流的启示.     

收入、期望与教育支出:对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这离不开教育投入的增加。大量关于中国教育公共财政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公共支出不足,而家庭的私人投资弥补了公共投资的不足。因此,解释中国教育的发展就需要从家庭这个微观的视角出发,了解私人投资的决定因素。本文在一次有关家庭教育支出情况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了解现代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特别发现家庭收入和家长对子女的期望教育程度是两个非常显著的指标,这为我们解释中国近期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经验上的证据。     

家庭借贷约束、公共教育支出与社会流动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借贷约束使得底层家庭无力对子女进行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此同时,富裕家庭则不受借贷约束的影响,总体结果是社会流动性减弱。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和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借贷约束确实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教育的代际传递弹性,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在匹配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数据后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可以缓解家庭层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提高教育水平的代际流动性。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     

目标牵引成长：父母设定高学业目标能提高子女人力资本吗

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父母学业目标设定，探讨其在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利用2014年和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父母设定高学业目标能显著提高子女的语数外学业表现。究其原因，这一结论能由父母改变资源分配决策和提高管教严格程度，以及使子女优化时间分配机制所解释。异质性分析表明，基准结论在父母近期设定高学业目标、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子女年龄较大的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本文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父母行为决策影响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也为目标设定效果的文献做了有益的拓展。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支付能力问题分析及对策

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完成了由免费教育向有偿教育的平稳过渡,也大大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大量需求带来的社会就业结构变化趋势,使得每个家庭都迫切希望子女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并表现出强烈的高等教育投资意识.但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及其家庭在投资高等教育中所产生的问题成为社会的一大新的难题.本文拟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背景出发,分析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对社会、高等教育本身的影响,并从国家政策层面和高校以及学生个人几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之谜:基于教育筛选的解释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官员家庭显著抑制了子女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创业发生概率.第二,教育筛选机制能够解释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现象,即官员家庭子女由于普遍拥有更长的教育年限而往往更不愿意选择风险较大的创业型工作.第三,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主要来源于父亲为官,母亲为官对子女的创业影响不显著.此外,文章进一步甄别了可能与教育筛选并存的两种抑制创业的机制.出于"在位避嫌"的考虑,官员家庭会抑制子女创业,但是教育筛选仍然是其最主要的现实机制.相关的稳健性分类检验都支持了上述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鼓励创业和保障就业公平的政策思路.     

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多代直系家庭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是我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因而老年人在家庭照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文章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并实证分析了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及料理家务活动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6.3％,女性提高了14.3％,并且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幅度远大于男性.此外,隔代照料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而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上,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就业能力和工作性质的差距是异质性产生的重要原因.文章从老年人影响青年人劳动力供给的角度,验证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女性为何有条件更加“勤劳”.     

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

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会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子女陪护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这种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对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估计了母亲由于子女教育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子女升学压力下母亲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降低工作时长以及增加家庭照料时间等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进一步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本文研究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公共教育投入、学业成绩和生育意愿

减负及摈弃课外教育给公共教育投入带来空间。而我国家庭普遍面临资源约束,子女教育支出构成家庭经济上的压力,这对公共教育投入、学业成绩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拷问。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对孩子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公共教育服务满意度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显著,但对城镇居民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虽然是正向的,但统计上不显著。个案分析表明,孩子学业成绩对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冲击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的城市住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父母的就业冲击对子女大学入学决策的影响。作者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冲击进行了介绍,讨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及其新近在融资和扩招方面的改革措施。在经验分析部分,我们仔细地控制了家庭之间不可观测的差异性所产生的影响,并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对父母就业冲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父亲失去工作使即将进入大学的子女的入学可能性下降了约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