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碳减排效应——来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实践

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而探索如何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碳减排,在区域政策层面揭示碳减排机制则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本文依托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实践,采用2003～2017年中国区县层面数据,利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导致区县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约4%,有效促进了地区碳减排,主要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主要通过提高全过程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促进地区碳减排。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高等级城市和高溢出能力城市下辖的园区,以及较晚获批和地处东部的园区,其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特色的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举措,同时为新发展阶段传统开发区的绿色转型和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合理制定提供了实践经验。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从企业地理经济特征的视角,考察了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增速及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越强,辖区内企业管理者薪酬的动态增速越快,并且薪酬结构中股权激励的比重越大,在使用企业迁址冲击、DID模型以及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学习机制、匹配效应与信息共享,是大城市经济集聚提高管理者薪酬增速和股权激励比重的三条微观作用途径,并且,这三种途径还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此外,在经济活动集聚的大城市,侧重于股权激励的薪酬结构设置对管理者跳槽离职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不同地区管理者薪酬差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丰富了管理者薪酬特征的地理经济解释,并为认识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基础研究资助逆向激励的考察

本文通过匹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与成果信息,构建了衡量学术研究逆向激励的指标。自1992年,样本中兼项人员占比从接近0增长至8%,挂名人员占比从60%下降至40%;自2007年,高质量论文占比从25%快速提升至近70%,专利授权率和转化率分别始终保持在90%和14%左右。利用201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资助结构改革,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改革总体呈现正面效应。增加经费投入产生了减少兼项的正向激励,对挂名无显著影响,提升了论文数、专利数和高质量论文占比,但降低了专利授权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兼项和挂名会削弱经费投入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竞争博弈是导致逆向激励的主要原因之一,增加经费投入在激烈竞争的依托单位、学科和人员类型上呈现更强的逆向激励作用。本文对合理激励科研人才、深化改革科技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评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积累和计算机算力迎来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适时强调了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发展和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扩展后的终端产品(GFP)视角出发,将时空融合转化器算法(TFT)引入经济预测领域,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指标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批量式预测,并通过算法内部的变量选择网络和多头注意力机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综合评估了2019～2021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结论表明,在增长动能方面,我国产业演进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工业的清洁生产转型、建筑产业链的外需驱动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在生产结构稳定性方面,我国工业生产体系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较服务业等其他产业更具韧性;在政策效能方面,宏观层面上我国货币政策较财政政策整体效能更强、但传导速度稍慢,产业层面上我国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均在更大程度上受货币政策驱动,而对服务业来说,财政政策效能更为显著。本文拓宽了TFT算法的应用范围,印证了前沿深度学习技术在经济学领域存在着较大应用潜力,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研究的交叉融合。     

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代经济的生产和分工越来越趋于网络化,贸易网络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探究企业在与上下游伙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研发创新,首先通过一个分工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模型揭示贸易网络地位与创新的关系,然后使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显著激励了其自身的研发投入,且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产出扩张和交易成本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与相应组别的其他企业相比,企业贸易网络位置提升对自身研发水平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与其贸易伙伴间地理距离的缩短、贸易伙伴创新水平的提高以及企业自身位于贸易网络下游程度的加深而增强。此外,企业所在行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也显著提高了其研发水平,即存在正向的外部规模经济或网络分工经济效应。本文基于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的贸易数据构建企业贸易网络,拓展了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维度,揭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未来创新增长的结构源泉。     

企业ESG表现与短债长用

纾解实体企业短债长用难题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其短债长用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短债长用程度,并且这一负向影响在风险偏好高、实体投资需求大、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弱及非国有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增进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降低企业过度投资,从而缓解企业短债长用程度。此外,通过降低企业短债长用程度,企业ESG表现还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发掘ESG对金融市场的作用效果,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降低企业短债长用、防范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和操作依据。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本文依据生产网络理论,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及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级市四位码行业层面创新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与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内规制行业创新水平,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对该政策创新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相对上游行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下游行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这一生产端冲击引发的创新溢出主要通过产成品价格和生产率传导实现,且将议价能力强、与下游行业关联紧密的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更有助于发挥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在“双碳”背景下,本文为评估减排政策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对未来稳步推进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基建民企债务违约

不同于以往从地方政府债务对民企金融资源挤出角度剖析民企违约的原因,本文关注地方政府通过拖欠款项、“民借官用”方式建立的特殊关联,对基建民企违约产生影响。2015年,我国开始实施的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来规范其债务融资行为,进而影响了政企间的特殊关联。本文以此次改革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改革对于基建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欠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地方债改革有效降低了基建民企违约欠款,侧面反映出改革对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向微观主体扩张的政策效果。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本文发现：一方面,地方债改革减少了政府对基建民企的欠款,进而从资金来源上缓解了企业的信用危机;另一方面,改革也通过减少政府依托基建民企来举借银行贷款的行为,从资金去向上堵住了流失的缺口。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环保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从知识管理视角,引入绿色智慧资本和公司创业导向两个概念,探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环保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基于237家制造企业的多时点、多来源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显著提升企业环保创新绩效;绿色智慧资本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环保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公司创业导向正向调节了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智慧资本的积极影响效应;公司创业导向水平越高,绿色智慧资本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环保创新绩效关系中的间接效应越强。     

地方政府欠款治理与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本文以国务院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对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并且上述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法律制度环境较差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的地区和盈利能力较弱、融资约束较高、劳动雇佣需求较大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促使地方政府偿还了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并显著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讨论发现,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主要扩大了民营企业对硕士学历员工和非生产员工的劳动雇佣规模。此外,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投资规模,但却降低了资本密集度,且对员工工资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相对于投资规模,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对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更大,而且并不是员工工资的结构性变化所致。本研究从企业劳动雇佣决策视角厘清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的微观经济效应,能够为整改地方政府欠款现象以稳定社会就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孔雀东南飞”: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动

近年来,各地区不断推出人才政策,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争“孔雀向己飞”。本文基于2006～2018年高校招生分数线数据,结合高校科技统计数据与城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人均GDP显著提高了城市内高校招生分数线,这表明准大学生更倾向于报考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与各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提高城市吸引力与高校吸引力,进而提升高校招生分数线。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房价、物价上升和交通拥堵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考生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高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吸引人才,还需提高城市综合吸引力,降低居住成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入的良性循环。本文从高考招生与准大学生选择角度入手,对准人才是否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这一问题予以肯定回答,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创新集群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地理格局从产业集群转向创新集群,传统以地理距离为边界的区域发展格局被逐渐打破,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技术互补关系逐渐成为主导。本文运用技术复杂度和城市间技术互补指数对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进行重新识别,并对互补性技术体系下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特征;中心与外围城市间技术互补促进了创新集群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结构呈现从技术竞争向技术互补的转变,中心与外围城市技术竞争对创新集群经济增长收敛具有抑制作用;外围城市协同式创新水平和倾向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互补程度。这些经验证据的政策含义是转变区域发展思路,实现从以地理半径为导向到以技术半径为导向的逐渐转变,增强城市间、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外部城市的技术互补,赋能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实现城市间技术分工与合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互联网基础设施、创新驱动与中国区域不平衡——从宏观到微观的证据链

实证检验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活动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形成机理是回答互联网能否有效兼容创新驱动战略和区域平衡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城市和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证据链,实证发现中国大规模实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水平,还进一步可能扩大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总体上对中国地级城市层面创新水平和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激励效应仅限于东部区域、南方板块、省会和人均GDP水平大于均值城市等各种维度划分的发达地区,而在与之相对应的欠发达地区却呈现抑制效应。基于要素流动分析框架,进一步检验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激励了要素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集聚效应”,进而影响中国区域不平衡格局,同时也存在着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然而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回流的“分散效应”则很有限。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推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复杂性激励效应,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政策号召,探索互联网推动构建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有效兼容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和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份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力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