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改革、商业用房产出弹性与宏观经济运行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商业用房和房产税的DSGE模型框架，将“房价下跌-商业用房持有量增加-总产出增加”这一影响机制纳入模型，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模拟结果来看，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低时，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变量均衡值主要产生负向影响，而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高时，改革对宏观经济变量均衡值主要产生正向影响。从动态模拟结果来看，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低时，改革所形成的冲击将使宏观经济变量以向下波动为主，而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高时，冲击将会使宏观经济变量出现明显的向上波动过程。     

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

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本文构建了线性平滑税、累进税、税收预算软约束和税收比例增长模型。研究表明：不同税收模式下的增量税收冲击对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预算软约束下的税收增长模型更适合中国的宏观财政DSGE模型;政府税收增加会挤入代表性消费者的劳动,从而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货币政策冲击是总产出预测误差的主要波动来源,其次是技术冲击和税收冲击;由贝叶斯冲击的历史分解可知,技术冲击和税收冲击是推动社会总产出波动的主要力量,货币政策冲击和税收冲击是推动消费变动的主要力量。     

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传导机制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3年房地产市场相关月度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建立8个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货币政策、房地产供给需求和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能显著影响房地产供给需求,但房地产需求对消费的正向冲击影响十分有限,对投资反而产生负向冲击。由此提出,利率政策应当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避免房地产价格非理性上涨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传导机制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3年房地产市场相关月度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建立8个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货币政策、房地产供给需求和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能显著影响房地产供给需求,但房地产需求对消费的正向冲击影响十分有限,对投资反而产生负向冲击。由此提出,利率政策应当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避免房地产价格非理性上涨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太阳黑子均衡

本文在Benhabib、Farmer（1994）、Farmar、Guo（1994,1995）的不确定性均衡模型框架上,构建了一个考虑了信念偏差所代表的不确定因素和政府支出冲击的太阳黑子RBC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并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该模型能够解释8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可以合理预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产出之间的协动关系,合理预测各变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远远高于标准RBC模型,说明这一模型比较适合解释中国经济波动。另外,还发现信念冲击与政府支出冲击均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冲击来源,分别可以解释约30%、60%的经济波动,表明二者均是中国经济波动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的发现从不确定均衡和财政政策变动角度对宏观经济波动(比如,消费、就业、投资)的一些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框架,研究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能够解释部分就业、消费和资本存量波动;货币政策冲击则能够解释大部分通货膨胀、就业波动,以及部分产出、消费和投资波动。总体上,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特征。本文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将财政政策更多转向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货币政策调控,从而更有效地调控宏观经济运行。     

组合式房产税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 ——兼顾居民用房与商业用房的DSGE框架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房产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兼顾居民用房与商业用房，模拟分析房产税改革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提高居民用房房产税税率对总消费、投资、房价和总产出等变量的均衡值和波动均以负面影响为主，但会降低社会福利损失；（2）降低商业用房房产税税率对总消费、投资、房价和总产出等变量的均衡值和波动均以正面影响为主，但会提高社会福利损失；（3）提高居民用房房产税税率与降低商业用房房产税税率同时实施时，不仅能够对冲居民用房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能够有效对冲改革对投资和总产出的负面影响，还会降低社会福利损失。因此，中国下一步试点改革应当重点关注组合式改革方案。     

中国的金融周期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的时变特征研究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中国的金融形势指数,以此考察了中国金融周期的波动特征,并进一步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及其非对称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先行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周期长度大致为3年,且存在长扩张短收缩的非对称性特征;金融冲击的“产出效应”不如“价格效应”明显,金融形势好转所产生的加速效应比金融形势恶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阐释“中国之谜”——一个基于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本文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修正了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指出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总供给曲线的重要变量；同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推导出了“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为对扩展后模型的检验，本文利用该模型阐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现象。     

基于CGE模型天然气价格波动的传导效应

天然气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天然气价格的变化会对我国经济和下游产业链产生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CGE模型研究了我国天然气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居民福利和微观产业部门的影响,对不同的天然气价格冲击进行了情景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天然气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变量和21个产业有很大的影响;在相同的价格波动下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是不同的,与天然气产业关联度越大,其影响也就越大。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天然气价格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     

收入冲击、偏好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方法的数值分析

文章基于包含消费习惯与借贷约束的RBC模型，尝试将收入冲击与偏好冲击纳入到该模型中，并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研究发现：（1）模型能够解释实际产出、消费、投资与资本波动的92.6%、77.8%、84.5%、87.6%。（2）收入冲击与偏好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投资、就业和资本的影响均有明显的持续性，而对消费的影响均表现为短期性。（3）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较小，而对就业有较大影响；消费偏好冲击对两者的影响与收入冲击恰恰相反。     

我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院文章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利用Andrews 检验统计量和Bai 子样本过程以及Hansen 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金融危机、体制改革等外部冲击和内部冲击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例如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等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结构突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也出现了转变.     

阐释"中国之谜"——一个基于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本文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修正了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指出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总供给曲线的重要变量;同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推导出了"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为对扩展后模型的检验,本文利用该模型阐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现象.     

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的调控绩效比较——来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构建了包含金融加速器、工资调整粘性以及消费惯性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非政策冲击下宏观经济波动幅度以及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等三个方面对比了不同货币工具的调控绩效,研究显示,价格型工具的调控绩效优于数量型工具,而稳健性分析也对此提供了进一步证明。因此,中央银行应积极地运用利率工具以更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波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     

结构性减税与扩张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

为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纳入异质性家庭和细化财税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着重模拟分析了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私人投资、通胀率以及总产出水平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财税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税收政策，劳动收入税减税能够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并调节和完善消费结构；而对于政府支出政策，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张通过刺激家庭消费，引导消费内需有效提升，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消费波动能平抑产出波动吗?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消费波动能平抑产出波动吗?动态来看,基于全期样本的研究表明:1978～2005年间政府消费波动对产出波动产生了平抑作用,而居民消费波动未对产出波动产生平抑作用,总的来看,消费波动未能平抑产出波动。基于滚动样本的研究表明:居民消费波动1996年后,政府消费波动1992年后对产出波动产生了平抑作用,总的来看,消费波动自1996年起有效地平抑了产出波动。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在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下,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构建了包括家庭、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中央银行以及财政部门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评估了“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对“营改增”减税效应的评估从两个维度进行：首先,把流转税领域税负减轻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分析了社会总产出、消费水平、政府支出、劳动水平、工资水平、投资和资本存量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其次,构建了“营改增”前后两个不同的政策环境,并模拟了投资下降的经济下行冲击,对比分析了减税前后总产出对外生冲击的反应程度。研究发现：“营改增”虽然降低了政府部门的税收收入,但其减税效应能促进产出和消费的增加,激发整个经济的增长潜力;目前的改革力度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尚没有发挥出预期的效果。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关系综述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关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综述,即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影响,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关系的演变发展及基本理论作了简要综述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基于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计算模型,定量分析了总能源消费和四种主要能源消费(煤炭、石油、电力、天然气)对宏观经济变量(产出、投资、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基于各种主要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施行燃料转换政策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减排政策选择.     

汇率决定的新闻模型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主要工业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是对市场参与者未来基本变量预期变化的反映。 弗伦克(1981)注意到影响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中包括了“新闻”,“新闻”被认为是与汇率有关的且在前一期未预期到的新信息。在“新闻”发生以及它可能对汇率变动、外汇交易产生影响时,评价基本变量的新闻对汇率的影响就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