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率、短债长用与企业表现

高杠杆和短债长用是企业面临的两大核心债务问题,本文将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2000—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其对企业绩效和债务风险的影响,并首次考察了两者的交互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杠杆率降低了企业总资产回报率并提高了债务风险,但有利于提高净资产回报率,构成企业杠杆融资的微观基础;短债长用既不利于企业绩效又提高债务风险,且加剧了债务风险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反映了企业融资期限约束下的被动选择。第二,短债长用与杠杆率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弱化了杠杆率的积极作用,强化了杠杆率的消极影响,恶化了企业的风险融资体征和破产风险。第三,杠杆率与短债长用通过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和降低研发投入两方面恶化企业绩效。第四,上述影响存在一定的企业异质性和长短期差异。本文为杠杆率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经验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学理支持。     

金融强监管、存贷长期化与企业短债长用

债务与资产的期限结构错配(短债长用)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其成因在于供给侧,银行为控制自身风险和应对信贷考核压力,更多地对企业提供短期信贷。近年来,金融强监管(资管新规)重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资管新规压降银行保本理财的同时,推动定期存款扩张,导致存款期限拉长的结构变化;(2)基于生命周期与风险偏好理论并经实证验证,前述存款长期化依人口结构(老龄人口越多)呈现空间结构异质性(效应越强);(3)构建三阶段计量模型识别“住户存款长期化→企业贷款长期化→企业短债长用减少”的因果链条。本文研究表明,资管新规类金融强监管政策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发挥了治理作用,并存在时空双维的结构效应,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服务业开放、盈利能力与制造业企业杠杆率

服务业开放是中国未来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心,同时降杠杆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开的视角探讨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构建了相对外生的服务业开放指标,并结合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杠杆率,且主要是通过改善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降低企业成本带来的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实现的;此外,服务业开放对僵尸企业具有显著的去杠杆作用,且这一作用大于非僵尸企业,这为中国清理僵尸企业、促进经济平稳高效运行提供了新思路。     

贸易结构调整、要素市场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

笔者把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引入H-O模型,分析贸易结构调整、劳动力有限流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收入变动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要素收入分配与贸易商品要素密集度转变存在密切联系,劳动所有者收入下降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结果;资本深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所有者;作为一个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出现和要素密集度背离的现象,原因是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和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创新要素流动与收入分配优化

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要素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能够从公平与效率两个维度优化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但在空间视角下呈现资源的“虹吸效应”,要素流出地的收入差距加大。影响机制表明,在内循环体系中,创新要素流动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来传导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在外循环体系中,由于市场替代作用,贸易对外开放的作用受限,但随着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两者相互带动并充分传导至创新要素的收入分配效应。     

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

全球范围内初次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占份额呈现增长趋势的事实在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偏向型技术进步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本文构建了要素收入份额的决定方程,证实了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并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寻找其变化的原因。然后利用1980—2007年的跨国经济发展数据,探索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导致要素收入向资本倾斜;进一步的,引入现有文献中用于解释收入份额变化的外商直接投资、劳资谈判能力等因素,发现我们的结论依然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充实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收入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技术进步来源和方向。     

经济增长、储蓄结构与收入分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测算了我国1978年～2009年间居民部门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应用卡尔多"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型"的研究表明,储蓄结构变迁是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其中企业储蓄的快速增长是导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近年来企业储蓄的高增长是我国步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后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调节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措施在于改革当前导致企业储蓄率过快增长的财税与金融等制度性因素.     

企业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个案研究

企业收入分配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基础。在企业层面上,如何协调好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但对企业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一家效益较好的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为个案,分析这家企业在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如何较好地实现收入分配,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以期为同类企业改善内部收入分配关系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