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地方政府欠款治理与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本文以国务院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对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并且上述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法律制度环境较差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的地区和盈利能力较弱、融资约束较高、劳动雇佣需求较大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促使地方政府偿还了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并显著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讨论发现,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主要扩大了民营企业对硕士学历员工和非生产员工的劳动雇佣规模。此外,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投资规模,但却降低了资本密集度,且对员工工资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相对于投资规模,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对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更大,而且并不是员工工资的结构性变化所致。本研究从企业劳动雇佣决策视角厘清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的微观经济效应,能够为整改地方政府欠款现象以稳定社会就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税制扭曲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基于增值税留抵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社保法定缴费率下调的背景下,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是确保多层次社保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中国的增值税留抵制度和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研究税制扭曲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会显著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和参保率,期初留抵税款占现金流的比重越高,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越低,而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保缴费水平。增值税留抵对企业社保缴费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在社保机构征收和社保收支责任越小的地区越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增值税留抵会加大企业现金流压力,促使企业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并通过外购劳务服务和加大商品关联销售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本文从税制扭曲的角度为理解企业的社保逃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通过优化税制设计提升企业社保遵从和社保基金安全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

文章选取2011—2015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市级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企业成长;且融资约束越严重,数字金融促进企业成长的作用越大。文章从发展数字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成长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化不断迎来新机遇,“十四五”规划指明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推进产业数字化发展。普惠金融迎合政策趋势,不断推进数字化纵深性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迎来数字化浪潮下的一大发展机遇。加之2020年国家继脱贫攻坚工作完美收官后,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保证脱贫攻坚成果常态化,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深层次目标。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河北省11个市135个县域2014—2020年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论证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积极促进作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对不断完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通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更有针对性地指出河北省未来的发展路径,如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居民金融素养以及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等建设性意见,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为其他省份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范例。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消费过度敏感

消费过度敏感问题一直是近年来西方消费函数研究中的热点。本文介绍了检验消费过度敏感的基本模型和有关消费过度敏感成因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流动性约束,不确定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代际视角下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流动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流动性特点的基础上本文在分析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流动性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拥有49个民族的内蒙古自治区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查个月的实地调查,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代际差异的视角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地区代际流动存在着:两代劳动力职业分布由传统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集中三产业集中,两代劳动力职业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等特点。文章同时分析了文化程度、家庭成员影响、就业质量等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量等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畅通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流动渠道、建立健全就业机制等合理化建议。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评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积累和计算机算力迎来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适时强调了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发展和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扩展后的终端产品(GFP)视角出发,将时空融合转化器算法(TFT)引入经济预测领域,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指标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批量式预测,并通过算法内部的变量选择网络和多头注意力机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综合评估了2019～2021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结论表明,在增长动能方面,我国产业演进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工业的清洁生产转型、建筑产业链的外需驱动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在生产结构稳定性方面,我国工业生产体系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较服务业等其他产业更具韧性;在政策效能方面,宏观层面上我国货币政策较财政政策整体效能更强、但传导速度稍慢,产业层面上我国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均在更大程度上受货币政策驱动,而对服务业来说,财政政策效能更为显著。本文拓宽了TFT算法的应用范围,印证了前沿深度学习技术在经济学领域存在着较大应用潜力,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研究的交叉融合。     

数字信用与在线社交对共享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线上二手商品市场的分析

二手商品交易是共享经济的重要一环,本文考察了社交关系与个人数字信用对在线二手商品交易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的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了在线社交与数字信用对共享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把社交关系区分为一度好友关系和二度好友关系,并分别运用行为博弈模型和引入第三方惩罚的囚徒困境模型,对比分析了社交关系的直接互惠机制与间接互惠机制;然后,把个人数字信用作为声誉机制融入上述模型,分析了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我们运用某二手交易平台的大规模数据对前述作用机制的效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均可促进交易,但社交关系的作用显著高于个人信用;第二,社交关系中直接互惠机制优于间接互惠机制;第三,个人数字信用可以起到强化社交关系对交易的支持作用。上述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在数字时代人格化交易中的突出作用,从而更好地支持以个体交易为主的共享经济等业态的发展。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基于寡头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细分数字金融维度后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融资约束在发达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金融的微观机制研究,为数字金融助力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系统分析中国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等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流动性,促进非农就业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主要的作用机制。但是,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并不能使得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实现包容性增长。其对高收入阶层农户的收入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要大于对低收入阶层的。这可能与农户的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从而导致其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的机会不均等有关。即使对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户而言,当其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农村数字金融发展也更容易提高其收入流动性。研究创新:为农户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延伸了数字金融的福利评估范围,揭示出数字金融发展与收入流动性的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价值:对全面理解中国农村的数字金融发展和预防阶层固化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和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份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力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