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资助逆向激励的考察

本文通过匹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与成果信息，构建了衡量学术研究逆向激励的指标。自1992年，样本中兼项人员占比从接近0增长至8%，挂名人员占比从60%下降至40%；自2007年，高质量论文占比从25%快速提升至近70%，专利授权率和转化率分别始终保持在90%和14%左右。利用201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资助结构改革，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改革总体呈现正面效应。增加经费投入产生了减少兼项的正向激励，对挂名无显著影响，提升了论文数、专利数和高质量论文占比，但降低了专利授权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兼项和挂名会削弱经费投入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竞争博弈是导致逆向激励的主要原因之一，增加经费投入在激烈竞争的依托单位、学科和人员类型上呈现更强的逆向激励作用。本文对合理激励科研人才、深化改革科技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数字信贷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内在要求。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的发展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本文基于地区金融发展和微观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数字信贷发展水平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数字信贷和银行网点扩张之间存在“U”形关系,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银行中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在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数字信贷和银行网点扩张间的“U”形关系更加明显,同时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扩张与数字信贷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明显的“U”形关系。在微观层面,本文发现数字信贷与家庭正规贷款规模之间也呈“U”形关系,这是对宏观实证结论的进一步验证。本文为理解数字信贷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提供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证据,“U”形关系的发现也解释了相关文献的部分争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能源企业管理者薪酬机制的优化分析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管理实务中的影响薪酬的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对我国能源企业管理者薪酬机制的优化提出建议。     

“孔雀东南飞”: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动

近年来，各地区不断推出人才政策，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争“孔雀向己飞”。本文基于2006～2018年高校招生分数线数据，结合高校科技统计数据与城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人均GDP显著提高了城市内高校招生分数线，这表明准大学生更倾向于报考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与各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提高城市吸引力与高校吸引力，进而提升高校招生分数线。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房价、物价上升和交通拥堵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考生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高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吸引人才，还需提高城市综合吸引力，降低居住成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入的良性循环。本文从高考招生与准大学生选择角度入手，对准人才是否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这一问题予以肯定回答，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基本逻辑与现实选择

作为区域协调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资源空间配置的典型组织形式,开发区通过招商引资吸引要素、企业和项目入驻,成为产业集聚空间载体和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是中国最为重要和成功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基于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的基本逻辑与特征事实,以及“国家-城市-开发区”层面测度数据,本文从产业属性、企业特征、集聚理论、产业链布局等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偏好。研究发现,从产业属性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既重视国家和地区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还注重国家和地区产业禀赋的现实基础;从企业属性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时倾向于选择产值高、技术创新强、外向型的企业,而非税收与就业创造强的企业;从集聚理论来看,开发区偏向于选择集聚外部性较强产业的企业;从产业链布局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既强调围绕现有产业链环节以巩固现有优势,也强调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以发挥产业链竞争优势。本文认为,开发区招商引资时强调国家和地区战略规划引领、注重现实产业基础、依据集聚外部性理论、重视企业竞争优势、围绕产业链固链延链,这是中国开发区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本文为认知中国开发区的运行逻辑提供了理论释义和微观证据。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吗?

本文结合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框架下,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效能显著增强了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效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效能强化了数字经济的资本效率提升机制和技术效率提升机制,但未明显改善数字经济的劳动效率提升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四个维度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数字产业、数字用户和数字平台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数字创新的作用并不显著;另外,数字经济对一线城市、中心城市、东部城市和服务业结构水平较高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也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政策启示。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评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积累和计算机算力迎来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适时强调了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发展和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扩展后的终端产品(GFP)视角出发，将时空融合转化器算法(TFT)引入经济预测领域，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指标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批量式预测，并通过算法内部的变量选择网络和多头注意力机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综合评估了2019～2021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结论表明，在增长动能方面，我国产业演进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工业的清洁生产转型、建筑产业链的外需驱动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在生产结构稳定性方面，我国工业生产体系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较服务业等其他产业更具韧性；在政策效能方面，宏观层面上我国货币政策较财政政策整体效能更强、但传导速度稍慢，产业层面上我国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均在更大程度上受货币政策驱动，而对服务业来说，财政政策效能更为显著。本文拓宽了TFT算法的应用范围，印证了前沿深度学习技术在经济学领域存在着较大应用潜力，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研究的交叉融合。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环保考核对各类主体绿色创新活力的影响

释放各类主体的绿色创新活力，是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新要求。本文使用大气污染防治发明专利数据发现，极具中国特色的环保考核显著激发了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数量，初步形成以排污企业、科技企业为主，研发机构和个人积极参与的绿色创新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环保考核虽能促进排污企业、非环保专门化科技企业、个人提升绿色创新质量，却未能在整体上推动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究其原因，作为绿色技术的主要需求方，排污企业对低质量技术有着更高的需求偏好，其自主创新主要集中在止于“达标”的低质量创新上，这也间接影响了其他主体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改善动机。因此，倡导企业绿色生产，形成各类主体竞相迸发、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新格局，是建设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关键。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劳动保障强化对企业加成率分布优化研究

基于差异化产品竞争模型,将劳动保障法律附加成本嵌入企业生产决策、进入退出决策以及市场竞争决策框架,文章考察在区县—行业市场单元中,劳动法律保护强化通过门槛筛选和直接抵减机制对企业成本加成率分布的改善。本文创新性地选择爬虫获得的司法判例文书数量作为衡量指标,结合工业企业、地区经济、微观调查等数据进行多维度机制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劳动法律保护强化为企业带来劳动雇佣法律附加成本,一方面通过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对成本加成率产生直接抵减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市场门槛,淘汰落后的低效率企业,导致总体上呈现“中值左移”“左截尾点右移”“整体集中”的企业成本加成率优化分布形态。     

企业如何重返实体经济?——基于高铁通车的一个经验证据

大量企业选择将资金投向金融市场而非实体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完全市场下的投融资障碍。本文研究发现，高铁通车能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且主要抑制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非短期金融资产配置，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长短期绩效。机制分析发现，高铁通车通过增加实体投资机会和减少融资摩擦两条路径推动企业重返实体经济。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通车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投资机会较少、融资约束较高、所处地区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企业中。本文研究既从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为推动企业重返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也从金融投资与实业发展的视角丰富了高铁通车经济外部性的研究，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     

全要素生产率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数值模拟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需要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但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却有所下降，只有设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才能较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已有文献从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双失效”、对外开放程度提高、金融摩擦、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等视角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原因，不过鲜有文献深入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实体部门和虚拟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深入剖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导致中国经济从无泡沫均衡跌入了泡沫均衡状态，从而使得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了20%左右，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进一步研究显示，至少要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高1.47个百分点以上，才能让中国经济从泡沫均衡状态回归到无泡沫均衡状态，从而显著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企业ESG表现与短债长用

纾解实体企业短债长用难题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其短债长用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短债长用程度，并且这一负向影响在风险偏好高、实体投资需求大、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弱及非国有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增进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降低企业过度投资，从而缓解企业短债长用程度。此外，通过降低企业短债长用程度，企业ESG表现还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发掘ESG对金融市场的作用效果，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降低企业短债长用、防范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和操作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