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城市群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发展特征与经济增长

协调好区域内城市间的产业发展关系，是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运用动态随机核分布方法测算中国14个主要城市群内部189个城市的产业比较优势，研究发现：产业比较优势上升是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增长提升的重要原因，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其作用路径依靠增加城市和城市群投资予以实现。基于此，每个城市都应立足于所在城市群发展实际和自身的独特资源禀赋，审慎地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产业，实现城市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本城市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与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的优势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新时代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是应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的必然要求,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提供了战略机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扩大内需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不仅要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更要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能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动力。在构建经济“双循环”新格局宏观战略指引下,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的加快、产业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转移、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将会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间市场整合——以高速公路为例

本文以高速公路为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基于1998～2017年高速公路数据，结合静态路网，本文识别了高速公路建设对城市间驾驶时间的影响，分析了其对市场整合的作用。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带来的交通时间成本下降使得城市间相对价差波动性显著降低，促进了跨区域市场整合。在剥离了初始交通时间成本的影响后，其促进市场整合的影响幅度接近省际边界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高速公路建设提高了生产要素流动性，其对城市间人口迁移的提升效应接近迁移率均值；提升了城市间贸易流量，总效应超过8.87%；促进了区域间生产分工，加强了产业前后向关联。研究还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改善了省际边界效应，对跨越省界的城市间市场整合效应更显著。     

新城市主义视角下城市成长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城市成长的过程也是城市产业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本文以新城市主义理论为视角,探讨了城市成长与产业创新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而从城市产业竞争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总体生活质量和城市环境治理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产业创新的成效.同时,指出了我国城市产业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产业政策“碎片化”、产业与人文社会环境缺少协同和城市间产业同质性强等制约因素.最后从有效发挥政府干预机制、优化城市产业政策工具、建立城市间产业协同创新机制和建设“美丽城市”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我国城市产业创新的对策建议.     

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哈大巨型城市走廊产业结构趋同性

城市间产业的合理分工合作是高效巨型城市走廊的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趋同性研究则是分析其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前提。由于行政区经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导致区域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性很强,形成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哈大巨型城市走廊产业结构趋同性动态演变特征。研究结论:1)省内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较严重,特别是辽宁省内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性整体较强,产业分工不明确。2)跨省城市间产业趋同性较强的情况则多发生于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或核心城市之间。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产业趋同性整体较核心城市之间、其他城市之间产业趋同性强。可见,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以及核心城市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分工氛围。3)各城市产业结构平均趋同性均较低,且整体下降趋势。     

数字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机制研究——基于消费扩容和效率提升视角

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深化市场分工合作和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数字经济正以数字和信息要素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传统经济发展格局,势必会对国内大循环产生深刻影响。利用2011～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撬动消费需求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两方面畅通国内大循环,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呈现出中西部高、东部低的特征;创新创业是数字经济促进消费需求增加以及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重要路径。据此,应因地制宜地探索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以数字经济带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打造多元化数字市场消费格局,共同助力国内大循环畅通无阻。     

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城市网络外部性是挖掘城市群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理论构建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运用空间计量的实证方法，利用2003—2019年中国12个城市群1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相比城市群外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的劳动力和技术产生更强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且城市群内部的高铁可达性可以强化劳动力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关联度可以强化技术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根据本文结论，加强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完善城市群内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群内城市间产业关联，是中国城市群未来实现城市经济协同增长的主要途径。     

空间与产业双重维度下的城市群经济增长机理及空间外部性测度--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群的兴起,集聚经济的优势产生于"邻近空间"的交互作用中,应该构建包含"空间"维度的逻辑体系、法则和模型。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并行的,城市间的关系对城市自身和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探索性地统计分析、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26个城市为样本,分析城市间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对城市及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产业"已形成有效互动,二三产业发展、FDI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弱化其他城市经济发展,资本存量和人口密度对本地和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影响。长三角城市群未来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探索城市群的协同管理机制,在从整体上规划好城市群发展的同时,将"城市间合作"作为区域发展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产业分工强化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和行为,重点解决城市经济联系不充分、城市职能分工不明确等问题,构建网络化城市布局形态,推进横向错位发展和纵向分工协作的城市群空间格局。     

基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的城市规模分布研究——以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例

城市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合理性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且就问题的本质——城市间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却鲜有研究,更缺少相应城市协调发展路径的进一步研究。为此,基于2005—2015年中国275个地级城市的有效数据,从城市间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新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样本城市间资源配置效率呈下降趋势,即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并未趋于合理,具体表现为大城市及以上城市规模偏小了,因为规模越大的城市综合要素生产率更高。同时,不同规模城市应有不同发展路径:特大与超大城市应适度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发挥土地生产率优势,适度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规模;大城市应继续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加强劳动力规模扩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加强投资效率的管理和提升;中小城市应谨慎扩张建设用地规模,应加大投资和人才引进力度,通过加强产业发展实现城市规模扩张。     

金融危机影响下农业就业的困境与新出路

摆脱农业就业长期困境的新出路 第一，应对金融危机传导效应，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外需投资型逐步向内需消费型转变，以减轻农业就业现实堰塞压力。现代经济理论已经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运行的传导机制和路径作出过多角度的诠释，目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观点，即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外需、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全球化和预期权变等方面的路径与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运行发生消极影响作用，并分别体现为四大效应，即贸易溢出效应、金融溢出效应、经济季风效应和纯传染效应。     

丹桂路跨沪宁高速施工交通组织设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实施对于不同城市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构建地域经济发展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针对早期修建的一些高速公路，有必要适时进行穿越或搭接，以便其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的发展。文章通过以丹桂路延伸工程上跨跨沪宁高速公路为例，依据交通组织设计原则，从施工组织方案和交通组织方案两方面展开论述，希望提供给高速公路相关工程项目的交通组织与施工管理更多的借鉴和帮助。     

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Meta-RDM模型测度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衡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并采用SARAR模型验证了可达性提升对不同层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研究发现：城市间交通可达性提升会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作用路径不同;可达性对普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提升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水平,进而提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可达性对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促进资本要素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进而提升技术效率值来实现的。另外,财政支出占比指标会显著影响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普通城市的技术效率提升,不利于中心城市的技术进步。在交通可达性提升的背景下,不同层级城市应有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策略。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

对于城市群来说，在保持中心城市经济附着力的同时，强调“建立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近期，以京津冀为代农的区域一体化建设逐渐加速。     

城市新产业与城市经济增长: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

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两个维度将城市新产业划分为四种类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考察了不同类型新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路径依赖型和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分别占70%和30%左右,并且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有更多路径突破型新产业。2000～2013年,路径突破且高技术复杂性新产业由沿海发达地区核心城市向沿海发达地区外围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扩散,路径依赖且低技术复杂性新产业一直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城市。就不同类型新产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相较于路径依赖型新产业,路径突破型新产业更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综合考虑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路径突破且高技术复杂性新产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路径突破且低技术复杂性新产业和路径依赖且低技术复杂性新产业越多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路径依赖且高技术复杂性新产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发展路径突破且高技术复杂性新产业,而非理论预期的路径依赖且高技术复杂性新产业。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增强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是一国拓展国际市场份额、挖掘国际竞争潜力的重要举措。选取2008—2021年全球67个经济体面板数据，实证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技术创新能有效抑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智能化转型水平较高组中，技术创新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调节作用更强。因此，提出营造稳定有序营商环境、加快产业智能化转型、强化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期冀为增强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优势提供经验证据。     

构建"科创+制造"双元动力 ——国际城市经济发展经验对北京的启示

中国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一直向周边地区疏解低端制造业,聚焦发展高精尖产业,着力打造创新型城市。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更是为城市经济更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分析了全球城市经济转型发展与产业创新的趋势和经验,认为城市创新产业的选择应该强调经济属性,并且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内大型城市需要警惕其他国际大都市曾经经历的产业空心化风险,避免城市经济发展路径的简单对标和经验依赖。北京应着重构建以“科创+制造”为双元动力的发展模式,促进数字科技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重塑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在城市产业选择方面,要促进基础技术和通用技术创新,构建全产业链竞争力,培育更多的行业隐形冠军企业。     

创新集群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地理格局从产业集群转向创新集群，传统以地理距离为边界的区域发展格局被逐渐打破，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技术互补关系逐渐成为主导。本文运用技术复杂度和城市间技术互补指数对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进行重新识别，并对互补性技术体系下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特征；中心与外围城市间技术互补促进了创新集群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结构呈现从技术竞争向技术互补的转变，中心与外围城市技术竞争对创新集群经济增长收敛具有抑制作用；外围城市协同式创新水平和倾向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互补程度。这些经验证据的政策含义是转变区域发展思路，实现从以地理半径为导向到以技术半径为导向的逐渐转变，增强城市间、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外部城市的技术互补，赋能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实现城市间技术分工与合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基于引力模型的服务贸易决定因素分析

近年来,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研究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定因素,并探寻合理化的路径以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引力模型适用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决定因素的解释,双边服务贸易额与两国的GDP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而且,两国的经济规模差异越小,双边贸易量就越大。另外,贸易伙伴国服务业产值占比的上升,有利于增进中国对其服务进口。但是,中国服务业产值占比的增加,并未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能力。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工业与服务业关系的互动协调,在关键领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专利和技术标准,大力发展知识、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     

经济发展对城市基建和外商投资的创新门槛效应研究

创新是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基于2003—2018年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程度为门槛变量着重考察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城市创新活动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城市创新都具有经济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程度达到第一个门槛值时,才会显著促使城市创新产出的提升。当经济发展程度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会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创新产。城市间的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对于经济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增强创新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特征、比较优势与出口潜力

在“双循环”背景下,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意义重大,促进中拉绿色贸易符合双方利益,可为“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创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本文使用2002年至2018年的货物贸易数据,分析了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的特征和趋势,并重点研究了中国绿色产品对拉美的出口潜力。通过使用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出口潜力矩阵,文章发现,在现有的中拉货物贸易结构中,绿色产品贸易所占比重较低,贸易对象高度集中,但随着双方经贸合作的全面深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双边绿色产品贸易金额和种类都在稳定上升。尽管中国绿色产品在拉美市场面临着地理距离遥远、市场竞争激烈等客观困难,但中国的优势产品已成功出口到拉美。中国的出口潜力更多地取决于拉美地区的市场需求,一旦拉美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提升,那么中国就具备进一步扩大向拉美出口该类产品的潜力。此外,出口潜力矩阵也找出了部分对拉美市场而言具备不可替代性的中国产品,这也将成为中国潜在的对拉出口重点绿色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