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基础研究资助逆向激励的考察

本文通过匹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与成果信息,构建了衡量学术研究逆向激励的指标。自1992年,样本中兼项人员占比从接近0增长至8%,挂名人员占比从60%下降至40%;自2007年,高质量论文占比从25%快速提升至近70%,专利授权率和转化率分别始终保持在90%和14%左右。利用201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资助结构改革,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改革总体呈现正面效应。增加经费投入产生了减少兼项的正向激励,对挂名无显著影响,提升了论文数、专利数和高质量论文占比,但降低了专利授权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兼项和挂名会削弱经费投入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竞争博弈是导致逆向激励的主要原因之一,增加经费投入在激烈竞争的依托单位、学科和人员类型上呈现更强的逆向激励作用。本文对合理激励科研人才、深化改革科技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企业ESG表现与短债长用

纾解实体企业短债长用难题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其短债长用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短债长用程度,并且这一负向影响在风险偏好高、实体投资需求大、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弱及非国有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增进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降低企业过度投资,从而缓解企业短债长用程度。此外,通过降低企业短债长用程度,企业ESG表现还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发掘ESG对金融市场的作用效果,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降低企业短债长用、防范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和操作依据。     

CFO权力与企业债务违约

本文从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所有权权力四方面构建CFO综合权力指数,基于2008~2017年沪深A股数据,分析了CFO权力对企业债务违约概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CFO权力越大,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低,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较大权力的CFO通过降低业绩波动性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发生债务违约。本文从CFO权力视角拓展了债务违约影响因素研究,对企业完善人力资源制度安排和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地方政府欠款治理与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本文以国务院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对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并且上述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法律制度环境较差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的地区和盈利能力较弱、融资约束较高、劳动雇佣需求较大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促使地方政府偿还了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并显著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讨论发现,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主要扩大了民营企业对硕士学历员工和非生产员工的劳动雇佣规模。此外,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投资规模,但却降低了资本密集度,且对员工工资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相对于投资规模,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对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更大,而且并不是员工工资的结构性变化所致。本研究从企业劳动雇佣决策视角厘清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的微观经济效应,能够为整改地方政府欠款现象以稳定社会就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评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积累和计算机算力迎来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适时强调了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发展和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扩展后的终端产品(GFP)视角出发,将时空融合转化器算法(TFT)引入经济预测领域,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指标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批量式预测,并通过算法内部的变量选择网络和多头注意力机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综合评估了2019～2021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结论表明,在增长动能方面,我国产业演进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工业的清洁生产转型、建筑产业链的外需驱动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在生产结构稳定性方面,我国工业生产体系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较服务业等其他产业更具韧性;在政策效能方面,宏观层面上我国货币政策较财政政策整体效能更强、但传导速度稍慢,产业层面上我国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均在更大程度上受货币政策驱动,而对服务业来说,财政政策效能更为显著。本文拓宽了TFT算法的应用范围,印证了前沿深度学习技术在经济学领域存在着较大应用潜力,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研究的交叉融合。     

“孔雀东南飞”: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动

近年来,各地区不断推出人才政策,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争“孔雀向己飞”。本文基于2006～2018年高校招生分数线数据,结合高校科技统计数据与城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人均GDP显著提高了城市内高校招生分数线,这表明准大学生更倾向于报考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与各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提高城市吸引力与高校吸引力,进而提升高校招生分数线。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房价、物价上升和交通拥堵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考生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高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吸引人才,还需提高城市综合吸引力,降低居住成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入的良性循环。本文从高考招生与准大学生选择角度入手,对准人才是否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这一问题予以肯定回答,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高校债务问题与基建项目造价控制

文章从高校债务问题入手,指出扩招带来的基建规模扩张是其主要原因.基建项目造价控制是减轻高校债务压力的有效举措.要重点加强项目决策、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同时也要处理好工程招投标、施工和竣工阶段的造价控制,并坚持主动控制、技术与经济结合、质量第一的原则.     

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和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份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力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预期性债务违约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选取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产业政策、预期性债务违约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预期性债务违约会促使企业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第二,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第三,产业政策会抑制预期性债务违约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高管能力与审计收费

本文以我国2013-2017年间在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企业为样本,针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高管能力和审计收费三者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就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对高管能力和审计收费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重点分析。研究表明:高管能力与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能够显著削弱高管能力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作用。     

统一大市场建设：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养老保险制度如何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基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21世纪初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如何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研究发现,省级统筹显著促进了地级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分析表明,统筹改革通过减少地级市之间养老保险政策差异和改善劳动力跨地市流动状况,大幅提升了地级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其中,养老保险基金压力越小、外来劳动力占比越高的省份,省级统筹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养老保险统筹的省份在改革之后要素资源错配程度要比未实现养老保险统筹的省份低3.5%。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本研究对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