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税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来自2018年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本文将2018年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作用于其劳动生产率。研究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抵扣比例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而且该效应在税收负担较高、融资约束严重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显著增加了高素质职工规模,即人力资本升级是该政策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核心作用机制。进一步讨论还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抵扣比例提高显著改善了企业经营状况,但对员工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不过,得益于人力资本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显著增加。本文结论表明,针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精确、有效地激励企业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进而推动企业高效发展。     

基础研究资助逆向激励的考察

本文通过匹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与成果信息,构建了衡量学术研究逆向激励的指标。自1992年,样本中兼项人员占比从接近0增长至8%,挂名人员占比从60%下降至40%;自2007年,高质量论文占比从25%快速提升至近70%,专利授权率和转化率分别始终保持在90%和14%左右。利用201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资助结构改革,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改革总体呈现正面效应。增加经费投入产生了减少兼项的正向激励,对挂名无显著影响,提升了论文数、专利数和高质量论文占比,但降低了专利授权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兼项和挂名会削弱经费投入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竞争博弈是导致逆向激励的主要原因之一,增加经费投入在激烈竞争的依托单位、学科和人员类型上呈现更强的逆向激励作用。本文对合理激励科研人才、深化改革科技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联网基础设施、创新驱动与中国区域不平衡——从宏观到微观的证据链

实证检验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活动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形成机理是回答互联网能否有效兼容创新驱动战略和区域平衡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城市和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证据链,实证发现中国大规模实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水平,还进一步可能扩大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总体上对中国地级城市层面创新水平和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激励效应仅限于东部区域、南方板块、省会和人均GDP水平大于均值城市等各种维度划分的发达地区,而在与之相对应的欠发达地区却呈现抑制效应。基于要素流动分析框架,进一步检验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激励了要素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集聚效应”,进而影响中国区域不平衡格局,同时也存在着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然而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回流的“分散效应”则很有限。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推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复杂性激励效应,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政策号召,探索互联网推动构建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有效兼容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从企业地理经济特征的视角,考察了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增速及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越强,辖区内企业管理者薪酬的动态增速越快,并且薪酬结构中股权激励的比重越大,在使用企业迁址冲击、DID模型以及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学习机制、匹配效应与信息共享,是大城市经济集聚提高管理者薪酬增速和股权激励比重的三条微观作用途径,并且,这三种途径还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此外,在经济活动集聚的大城市,侧重于股权激励的薪酬结构设置对管理者跳槽离职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不同地区管理者薪酬差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丰富了管理者薪酬特征的地理经济解释,并为认识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税制扭曲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基于增值税留抵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社保法定缴费率下调的背景下,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是确保多层次社保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中国的增值税留抵制度和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研究税制扭曲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会显著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和参保率,期初留抵税款占现金流的比重越高,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越低,而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保缴费水平。增值税留抵对企业社保缴费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在社保机构征收和社保收支责任越小的地区越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增值税留抵会加大企业现金流压力,促使企业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并通过外购劳务服务和加大商品关联销售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本文从税制扭曲的角度为理解企业的社保逃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通过优化税制设计提升企业社保遵从和社保基金安全提供政策启示。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链关联水平的提升,且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内部生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两种渠道来影响产业链关联,由于数字化转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幅度更大,最终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链关联。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关联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及有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代经济的生产和分工越来越趋于网络化,贸易网络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探究企业在与上下游伙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研发创新,首先通过一个分工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模型揭示贸易网络地位与创新的关系,然后使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显著激励了其自身的研发投入,且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产出扩张和交易成本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与相应组别的其他企业相比,企业贸易网络位置提升对自身研发水平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与其贸易伙伴间地理距离的缩短、贸易伙伴创新水平的提高以及企业自身位于贸易网络下游程度的加深而增强。此外,企业所在行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也显著提高了其研发水平,即存在正向的外部规模经济或网络分工经济效应。本文基于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的贸易数据构建企业贸易网络,拓展了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维度,揭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未来创新增长的结构源泉。     

地方政府欠款治理与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本文以国务院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对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并且上述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法律制度环境较差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的地区和盈利能力较弱、融资约束较高、劳动雇佣需求较大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促使地方政府偿还了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并显著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讨论发现,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主要扩大了民营企业对硕士学历员工和非生产员工的劳动雇佣规模。此外,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投资规模,但却降低了资本密集度,且对员工工资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相对于投资规模,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对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更大,而且并不是员工工资的结构性变化所致。本研究从企业劳动雇佣决策视角厘清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的微观经济效应,能够为整改地方政府欠款现象以稳定社会就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劳动保护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来自机器人进口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借助《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如何影响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机器人。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劳动保护确实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存在要素替代效应倒逼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劳动保护稳定了雇佣关系,技能—资本互补效应加速了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本文揭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加快制造业智能制造转型并不矛盾,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助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政策应有之义。     

机器人、工作任务与就业极化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如何在更好地利用新兴科技的同时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由于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的替代弹性不同,机器人使用将导致非常规任务就业增长,常规任务就业减少,产生就业极化效应,且这种极化效应在机器人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接着,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机器人进口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常规任务劳动力,机器人显著促进了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就业;而且,机器人的就业极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机器人确实是通过常规任务岗位替代效应和非常规任务岗位创造效应导致了就业极化;相比于技能偏向,机器人更多体现的是工作任务偏向属性(RBTC)。本文深化了对机器人如何影响就业结构的理解,为制定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就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企业如何重返实体经济?——基于高铁通车的一个经验证据

大量企业选择将资金投向金融市场而非实体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完全市场下的投融资障碍。本文研究发现,高铁通车能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且主要抑制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非短期金融资产配置,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长短期绩效。机制分析发现,高铁通车通过增加实体投资机会和减少融资摩擦两条路径推动企业重返实体经济。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通车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投资机会较少、融资约束较高、所处地区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企业中。本文研究既从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为推动企业重返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也从金融投资与实业发展的视角丰富了高铁通车经济外部性的研究,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     

境外人员流入与出口质量——缓解贸易“柠檬市场”

出口质量低端锁定与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相悖,预示着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可能陷入“柠檬市场”困境。人员面对面接触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最有效的方式,为此本文从消费侧角度探究境外人员流入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理论上,与消费侧境外人员间的信息不对称会使得出口企业面临“柠檬市场”问题,此时技术进步将无法促进产品质量升级。实证上,使用世界旅游组织最新提供的157个来源地入境中国的人次数据给出经验证据,构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境外人员流入有助于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对私有企业、多产品企业、发展中经济体、最终品和高技术产品的贸易质量有更强影响;通过缓解“柠檬市场”问题和降低违约风险实现这一促进作用,且在中国各区域间存在信息溢出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合理扩大境外人员入境水平是降低信息鸿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有效途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和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份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力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增值税分享再测算及其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行业消费地原则方法

基于生产地原则进行增值税分享存在税收转移、加剧地方财力差异等问题,不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必要重新考察基于消费地原则的增值税分享的合理性。实施消费地原则的关键是科学界定消费额,为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细化分行业消费额的消费地原则增值税分享新方法,并利用2002～2017年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实证测算考察不同消费额核算方法下的税收转移、财力差异和不平衡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相对于分行业消费地原则,生产地原则导致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广东)存在较大的税收流入,而人口多的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如河南、湖南)以及农业比重大的部分东部地区(如山东、河北)税收流失严重。(2)不同行业的增值税收入、税收转移方向及大小均存在明显异质性,如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上海、云南、贵州等主要表现为增值税流入,广东、江苏等表现为增值税流出。(3)总体上,消费地原则下各地财政收入的基尼系数、财政缺口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基于生产地与消费地原则相结合的增值税分享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使地方财力更平衡,从而使各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平衡、更充分,助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