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混改”：国有股东参股能否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此，选取2007—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据，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出发，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于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的企业，国有股东参股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以及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均能显著增强上述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水平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且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为非国有企业时,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特别是处于成长期与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并辅之以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和谐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形式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结合CES生产函数构建相对劳动收入份额与技术进步偏向的理论模型,利用全国时间序列、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技术进步偏向,并估计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相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技术进步整体呈资本偏向,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偏向具有差异性;其中,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形式呈现资本偏向,模仿创新形式呈劳动偏向;不同技术进步形式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阶段性差异,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有利于资本相对收入份额的提高,模仿创新有利于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提高;自主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逐渐显著,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逐渐弱化。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中国劳资收入分配公平的测度研究

共同富裕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本文基于对劳资收入分配公平内涵的界定，设计出劳资收入分配公平的测度指标，并基于2006～2021年沪深A股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我国劳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全样本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劳资收入分配总体上处于相对公平状态。分年度来看，由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贡献的比值下降，劳资收入分配由相对公平状态进入比较不公平状态；分规模来看，大企业处于非常公平状态，公平程度高于中、小企业；分所有制来看，国企处于比较公平状态，公平程度高于非国企；分要素密集度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处于比较公平状态，公平程度高于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     

国资参股与民营企业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资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国资参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国资参股可以抑制民营企业的高管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国资参股的确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和处于低竞争地位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国资参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还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本文丰富了国资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视角,为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有机融合提供了客观的经验证据。     

中国制造业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和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企业层面要素收入分配份额,全面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动态变迁。通过实证分析和方差分解,重点回答了“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要素收入分配”这一基本问题。研究发现：（1）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规模是目前影响劳动和资本要素收入份额变动的主要因素;（2）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和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方式成为企业规模影响要素收入分配背后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要结合行业、地区、所有制等因素,从企业入手,充分考虑劳动者利益,有效保障收入分配改革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社会保险法》实施后的现实影响和对策分析

《社会保险法》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社会保险领域的第一部法律,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法制化建设轨道。与《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之前的政策相比,《社会保险法》在覆盖范围、行政执法力度、社会保险权益等方面都做了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多角度体现了服务民生的宗旨。笔者对威海开发区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法律实施后对社保经办机构、区内企业和职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基于技能偏向性视角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及其具体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改变估计方法、替换关键变量、调整控制变量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会通过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技能收入差距扩大化两个渠道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西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区以及高劳动收入份额地区的抑制作用更大。     

共同富裕视角下住房公积金制度收入效应及其分配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中国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的主体,研究收入效应及其分配有助于评估其实施效果,并明确未来改革方向。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为缴存职工带来显著经济效应。在缴存环节,由于存在机会成本和利息损失,公积金负向经济效应随缴存时间延长呈加速扩大趋势,公积金缴存利率改革能有效缓解这一效应;在贷款环节,公积金具有显著的正向经济效应且公积金贷款使用越充分,则越能获取到制度红利。然而,当前公积金面临收入分配不平等等潜在问题,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需将公积金收益分配的洛伦兹曲线转变为双凸驼峰非对称形状,即朝着“高产补贴中产”“中产适当补贴低产”方向进行改革。为此,应强化公积金制度特惠性,探索“强制+自愿”弹性缴存机制,进一步发挥公积金政策性金融功能,推动公积金区域一体化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为扭转我国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困局,中央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十二五规划》的战略任务来看待.这不仅是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要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征管力度、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改革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减轻国民的税负等方面入手,破解我国收入分配中遇到的难题.     

广集博采

合法的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如何保护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劳动收入是指各类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报酬；非劳动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获得的收入，其中资本要素获得的收入有股金分红、利息等，技术要素获得的收入有技术股份分红、出售专利所得等，经营管理要素获得的收入主要是通过股权激励方式获得的股份分红等。苏海南特别指出，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是劳动所获得的…     

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本文构建了一个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并使用中国1990～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要素替代弹性显著大于0,且显著小于1,并且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是偏向于劳动增强型的,表现为劳动效率持续快速提高,而资本效率则持续下滑,正是偏向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速率高于资本深化的速率直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则表明,导致资本效率下滑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也持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则主要是中国企业没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拓展升级其生产价值链,以致没能实现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而政府经济政策偏差形成的银行业高利差导致的扭曲性收入转移、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飙升导致的实体经济企业房地租成本上升,以及政府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对实体经济企业收益的挤压,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工资制度研究

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各项因素中,劳动是其他要素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它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居于首位.当前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收入报酬.基于对劳动所蕴含的同质要素的分解,从微观层面设计的要素工资制遵循了“投入什么要素,领取什么报酬”的原则,它既解决了职工劳动量的比较计量问题,也解决了按劳分配的公平合理度量问题.从宏观制度保障层面来看,需要从树立正确的分配观念、合理确定各种要素贡献度、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加大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力度、建立合理与有序的工资增长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方面入手.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本文从金融化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将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实体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利润分成下降,最终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实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对金融化不同动机以及不同配置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关系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基于市场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及垫款与投资性房地产发挥作用。     

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从贸易结构变动出发为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动。理论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要素密集度变化和技术进步偏向等机制产生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发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口发展则具有正向作用。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存在差异。     

论《社会保险法》五大突破和实施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完善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体系。本文讨论了该法颁布的背景和历程,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五大突破：扩大了覆盖范围;提高了统筹层次;实现了“养老、医疗、失业”三险转移;建立了个人社保账号;强制缴费,加强监管。并针对社会保险法的不足提出了实施建议。     

城市旅游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70个重点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视为推动城市旅游化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旅游化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化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并且其促进效应存在一年的政策预期。相较于中西部城市，旅游化对于东部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旅游化对于各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低行政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旅游化可通过发挥产业收入效应、就业增收效应、美好生活效应和创新提质效应等提升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     

工业智能化能兼顾促增长和保民生吗?

当前，中国稳就业及保民生压力巨大，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能否促使中国兼顾“促增长”与“保民生”的发展目标，对推动经济实现平稳增长与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据此有必要准确认识工业智能化对宏观经济可能带来的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影响。本文在界定工业智能化本质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资本、技术研发与转化等特征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工业智能化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研发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产品研发与创新等方式促进经济总产出，但同时也降低了对传统生产资本和非研发型劳动力的需求，引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等民生问题，影响经济总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工业智能化更有利于中国兼顾实现“促增长”和“保民生”。反事实分析表明，充分重视创新研发战略及研发型人才的培养，可有效调节工业智能化的破坏性效应，促使经济体更好地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