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优化财政分配格局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差异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化,本文以2016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作为地方财政激励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市县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特征。对于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财政激励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城市,财政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机制证据表明,财政激励通过加强税收竞争和扩大政府投资两种渠道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激励推进了城市共同富裕发展进程,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的主要表现。本文不仅拓展了税收分成的经济效应研究,而且从财政激励角度廓清了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成因和内在机制。本文结论为新发展阶段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了经验参考和决策方向。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欠款治理与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本文以国务院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对民营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并且上述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法律制度环境较差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的地区和盈利能力较弱、融资约束较高、劳动雇佣需求较大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促使地方政府偿还了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并显著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讨论发现,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主要扩大了民营企业对硕士学历员工和非生产员工的劳动雇佣规模。此外,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扩大了民营企业投资规模,但却降低了资本密集度,且对员工工资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相对于投资规模,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对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更大,而且并不是员工工资的结构性变化所致。本研究从企业劳动雇佣决策视角厘清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的微观经济效应,能够为整改地方政府欠款现象以稳定社会就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链关联水平的提升,且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内部生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两种渠道来影响产业链关联,由于数字化转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幅度更大,最终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链关联。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关联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及有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数字信用与在线社交对共享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线上二手商品市场的分析

二手商品交易是共享经济的重要一环,本文考察了社交关系与个人数字信用对在线二手商品交易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的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了在线社交与数字信用对共享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把社交关系区分为一度好友关系和二度好友关系,并分别运用行为博弈模型和引入第三方惩罚的囚徒困境模型,对比分析了社交关系的直接互惠机制与间接互惠机制;然后,把个人数字信用作为声誉机制融入上述模型,分析了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我们运用某二手交易平台的大规模数据对前述作用机制的效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均可促进交易,但社交关系的作用显著高于个人信用;第二,社交关系中直接互惠机制优于间接互惠机制;第三,个人数字信用可以起到强化社交关系对交易的支持作用。上述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在数字时代人格化交易中的突出作用,从而更好地支持以个体交易为主的共享经济等业态的发展。     

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代经济的生产和分工越来越趋于网络化,贸易网络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探究企业在与上下游伙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研发创新,首先通过一个分工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模型揭示贸易网络地位与创新的关系,然后使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显著激励了其自身的研发投入,且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产出扩张和交易成本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与相应组别的其他企业相比,企业贸易网络位置提升对自身研发水平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与其贸易伙伴间地理距离的缩短、贸易伙伴创新水平的提高以及企业自身位于贸易网络下游程度的加深而增强。此外,企业所在行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也显著提高了其研发水平,即存在正向的外部规模经济或网络分工经济效应。本文基于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的贸易数据构建企业贸易网络,拓展了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维度,揭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未来创新增长的结构源泉。     

企业ESG表现与短债长用

纾解实体企业短债长用难题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其短债长用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短债长用程度,并且这一负向影响在风险偏好高、实体投资需求大、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弱及非国有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增进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降低企业过度投资,从而缓解企业短债长用程度。此外,通过降低企业短债长用程度,企业ESG表现还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发掘ESG对金融市场的作用效果,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降低企业短债长用、防范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和操作依据。     

劳动保护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来自机器人进口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借助《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如何影响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机器人。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劳动保护确实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存在要素替代效应倒逼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劳动保护稳定了雇佣关系,技能—资本互补效应加速了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本文揭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加快制造业智能制造转型并不矛盾,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助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政策应有之义。     

基础研究资助逆向激励的考察

本文通过匹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与成果信息,构建了衡量学术研究逆向激励的指标。自1992年,样本中兼项人员占比从接近0增长至8%,挂名人员占比从60%下降至40%;自2007年,高质量论文占比从25%快速提升至近70%,专利授权率和转化率分别始终保持在90%和14%左右。利用201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资助结构改革,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改革总体呈现正面效应。增加经费投入产生了减少兼项的正向激励,对挂名无显著影响,提升了论文数、专利数和高质量论文占比,但降低了专利授权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兼项和挂名会削弱经费投入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竞争博弈是导致逆向激励的主要原因之一,增加经费投入在激烈竞争的依托单位、学科和人员类型上呈现更强的逆向激励作用。本文对合理激励科研人才、深化改革科技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基建民企债务违约

不同于以往从地方政府债务对民企金融资源挤出角度剖析民企违约的原因,本文关注地方政府通过拖欠款项、“民借官用”方式建立的特殊关联,对基建民企违约产生影响。2015年,我国开始实施的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来规范其债务融资行为,进而影响了政企间的特殊关联。本文以此次改革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改革对于基建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欠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地方债改革有效降低了基建民企违约欠款,侧面反映出改革对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向微观主体扩张的政策效果。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本文发现：一方面,地方债改革减少了政府对基建民企的欠款,进而从资金来源上缓解了企业的信用危机;另一方面,改革也通过减少政府依托基建民企来举借银行贷款的行为,从资金去向上堵住了流失的缺口。     

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从企业地理经济特征的视角,考察了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增速及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越强,辖区内企业管理者薪酬的动态增速越快,并且薪酬结构中股权激励的比重越大,在使用企业迁址冲击、DID模型以及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学习机制、匹配效应与信息共享,是大城市经济集聚提高管理者薪酬增速和股权激励比重的三条微观作用途径,并且,这三种途径还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此外,在经济活动集聚的大城市,侧重于股权激励的薪酬结构设置对管理者跳槽离职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不同地区管理者薪酬差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丰富了管理者薪酬特征的地理经济解释,并为认识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统一大市场建设：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养老保险制度如何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基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21世纪初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如何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研究发现,省级统筹显著促进了地级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分析表明,统筹改革通过减少地级市之间养老保险政策差异和改善劳动力跨地市流动状况,大幅提升了地级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其中,养老保险基金压力越小、外来劳动力占比越高的省份,省级统筹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养老保险统筹的省份在改革之后要素资源错配程度要比未实现养老保险统筹的省份低3.5%。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本研究对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经验支持。     

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吗?

本文结合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框架下,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效能显著增强了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效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效能强化了数字经济的资本效率提升机制和技术效率提升机制,但未明显改善数字经济的劳动效率提升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四个维度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数字产业、数字用户和数字平台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数字创新的作用并不显著;另外,数字经济对一线城市、中心城市、东部城市和服务业结构水平较高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也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