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战略的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强省会”战略已经被多个省份列入发展计划中。然而,“强省会”战略是否会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做大做强省会是否会引发极化效应,并对周边省份产生经济上的虹吸效应,尚未有定论。基于2000—2020年我国26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强省会”战略实施的经济影响。结果显示：省会首位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提高本省的省会首位度会对附近其他省份产生负面的经济影响,影响效果和省份自身的省会首位度相关。基于此,“强省会”战略的制定要依据不同省份的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施策的方式,且要充分考虑到省份间的经济竞争。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环保考核对各类主体绿色创新活力的影响

释放各类主体的绿色创新活力,是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新要求。本文使用大气污染防治发明专利数据发现,极具中国特色的环保考核显著激发了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数量,初步形成以排污企业、科技企业为主,研发机构和个人积极参与的绿色创新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环保考核虽能促进排污企业、非环保专门化科技企业、个人提升绿色创新质量,却未能在整体上推动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究其原因,作为绿色技术的主要需求方,排污企业对低质量技术有着更高的需求偏好,其自主创新主要集中在止于“达标”的低质量创新上,这也间接影响了其他主体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改善动机。因此,倡导企业绿色生产,形成各类主体竞相迸发、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新格局,是建设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关键。     

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和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份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力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互联网基础设施、创新驱动与中国区域不平衡——从宏观到微观的证据链

实证检验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活动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形成机理是回答互联网能否有效兼容创新驱动战略和区域平衡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城市和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证据链,实证发现中国大规模实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水平,还进一步可能扩大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总体上对中国地级城市层面创新水平和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激励效应仅限于东部区域、南方板块、省会和人均GDP水平大于均值城市等各种维度划分的发达地区,而在与之相对应的欠发达地区却呈现抑制效应。基于要素流动分析框架,进一步检验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激励了要素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集聚效应”,进而影响中国区域不平衡格局,同时也存在着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然而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回流的“分散效应”则很有限。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推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复杂性激励效应,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政策号召,探索互联网推动构建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有效兼容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消费内生动力：收入增长下的涓滴效应研究

深入了解涓滴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促进消费视角下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利用1992～2016年城镇住户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基于欧拉方程和工具变量法,从收入分布视角探讨同一城市内高收入家庭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涓滴影响。结果显示：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条件下,收入最高2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中间60%家庭消费增长0.050%～0.057%,中间6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最低20%家庭消费增长0.185%～0.231%,涓滴效应主要从收入高分位向低分位传递影响;通过地位寻求动机下的向上攀比,消费涓滴效应显著提高中间收入家庭的设备品、教育、通信与娱乐用品、居住、食品等消费分类支出和比重,提升高品质消费品的拥有率;促进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和稳定消费品供给价格是发挥涓滴效应的关键因素,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降低涓滴效应的影响。充分发挥居民家庭尤其是中间收入群体的消费涓滴效应,在多重不利环境下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础研究资助逆向激励的考察

本文通过匹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与成果信息,构建了衡量学术研究逆向激励的指标。自1992年,样本中兼项人员占比从接近0增长至8%,挂名人员占比从60%下降至40%;自2007年,高质量论文占比从25%快速提升至近70%,专利授权率和转化率分别始终保持在90%和14%左右。利用201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资助结构改革,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改革总体呈现正面效应。增加经费投入产生了减少兼项的正向激励,对挂名无显著影响,提升了论文数、专利数和高质量论文占比,但降低了专利授权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兼项和挂名会削弱经费投入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竞争博弈是导致逆向激励的主要原因之一,增加经费投入在激烈竞争的依托单位、学科和人员类型上呈现更强的逆向激励作用。本文对合理激励科研人才、深化改革科技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间市场整合——以高速公路为例

本文以高速公路为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基于1998～2017年高速公路数据,结合静态路网,本文识别了高速公路建设对城市间驾驶时间的影响,分析了其对市场整合的作用。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带来的交通时间成本下降使得城市间相对价差波动性显著降低,促进了跨区域市场整合。在剥离了初始交通时间成本的影响后,其促进市场整合的影响幅度接近省际边界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高速公路建设提高了生产要素流动性,其对城市间人口迁移的提升效应接近迁移率均值;提升了城市间贸易流量,总效应超过8.87%;促进了区域间生产分工,加强了产业前后向关联。研究还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改善了省际边界效应,对跨越省界的城市间市场整合效应更显著。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本文依据生产网络理论,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及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级市四位码行业层面创新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与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内规制行业创新水平,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对该政策创新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相对上游行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下游行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这一生产端冲击引发的创新溢出主要通过产成品价格和生产率传导实现,且将议价能力强、与下游行业关联紧密的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更有助于发挥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在“双碳”背景下,本文为评估减排政策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对未来稳步推进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孔雀东南飞”: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动

近年来,各地区不断推出人才政策,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争“孔雀向己飞”。本文基于2006～2018年高校招生分数线数据,结合高校科技统计数据与城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人均GDP显著提高了城市内高校招生分数线,这表明准大学生更倾向于报考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与各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提高城市吸引力与高校吸引力,进而提升高校招生分数线。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房价、物价上升和交通拥堵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考生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高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吸引人才,还需提高城市综合吸引力,降低居住成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入的良性循环。本文从高考招生与准大学生选择角度入手,对准人才是否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这一问题予以肯定回答,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创新集群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地理格局从产业集群转向创新集群,传统以地理距离为边界的区域发展格局被逐渐打破,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技术互补关系逐渐成为主导。本文运用技术复杂度和城市间技术互补指数对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进行重新识别,并对互补性技术体系下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特征;中心与外围城市间技术互补促进了创新集群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结构呈现从技术竞争向技术互补的转变,中心与外围城市技术竞争对创新集群经济增长收敛具有抑制作用;外围城市协同式创新水平和倾向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互补程度。这些经验证据的政策含义是转变区域发展思路,实现从以地理半径为导向到以技术半径为导向的逐渐转变,增强城市间、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外部城市的技术互补,赋能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实现城市间技术分工与合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评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积累和计算机算力迎来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适时强调了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发展和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扩展后的终端产品(GFP)视角出发,将时空融合转化器算法(TFT)引入经济预测领域,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指标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批量式预测,并通过算法内部的变量选择网络和多头注意力机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综合评估了2019～2021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结论表明,在增长动能方面,我国产业演进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工业的清洁生产转型、建筑产业链的外需驱动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在生产结构稳定性方面,我国工业生产体系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较服务业等其他产业更具韧性;在政策效能方面,宏观层面上我国货币政策较财政政策整体效能更强、但传导速度稍慢,产业层面上我国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均在更大程度上受货币政策驱动,而对服务业来说,财政政策效能更为显著。本文拓宽了TFT算法的应用范围,印证了前沿深度学习技术在经济学领域存在着较大应用潜力,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研究的交叉融合。     

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代经济的生产和分工越来越趋于网络化,贸易网络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探究企业在与上下游伙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研发创新,首先通过一个分工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模型揭示贸易网络地位与创新的关系,然后使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显著激励了其自身的研发投入,且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产出扩张和交易成本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与相应组别的其他企业相比,企业贸易网络位置提升对自身研发水平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与其贸易伙伴间地理距离的缩短、贸易伙伴创新水平的提高以及企业自身位于贸易网络下游程度的加深而增强。此外,企业所在行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也显著提高了其研发水平,即存在正向的外部规模经济或网络分工经济效应。本文基于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的贸易数据构建企业贸易网络,拓展了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维度,揭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未来创新增长的结构源泉。     

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碳减排效应——来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实践

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而探索如何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碳减排,在区域政策层面揭示碳减排机制则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本文依托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实践,采用2003～2017年中国区县层面数据,利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导致区县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约4%,有效促进了地区碳减排,主要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主要通过提高全过程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促进地区碳减排。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高等级城市和高溢出能力城市下辖的园区,以及较晚获批和地处东部的园区,其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特色的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举措,同时为新发展阶段传统开发区的绿色转型和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合理制定提供了实践经验。     

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从企业地理经济特征的视角,考察了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增速及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越强,辖区内企业管理者薪酬的动态增速越快,并且薪酬结构中股权激励的比重越大,在使用企业迁址冲击、DID模型以及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学习机制、匹配效应与信息共享,是大城市经济集聚提高管理者薪酬增速和股权激励比重的三条微观作用途径,并且,这三种途径还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此外,在经济活动集聚的大城市,侧重于股权激励的薪酬结构设置对管理者跳槽离职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不同地区管理者薪酬差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丰富了管理者薪酬特征的地理经济解释,并为认识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出口隐含要素流向扭曲程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本文利用2000～2014年43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社会经济账户数据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通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引力线性概率模型估计方法,考察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缔约国服务增加值出口隐含要素流向修正效应问题。研究发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显著降低了缔约国服务增加值出口隐含要素流向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地,机制分析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主要通过生产扩张路径和技术提升路径这两条间接渠道,降低了缔约国服务增加值出口隐含要素流向的扭曲程度。本文从服务出口差异性、国别异质性、协定条款异质性和缔约环境约束四个异质性视角,探讨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增加值出口隐含要素流向的差异化修正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进一步通过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提升要素的利用效率,促进贸易隐含要素跨国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和政策参考。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福利溢出”效应与“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从2001年“十五”规划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到2011年“十二五”规划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在十多年的实施中逐步完善。近年来,中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成为全球最强劲的海外投资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