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4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基于知识溢出、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三个中介变量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中高技术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低技术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的个别中介效应显著,人力资本积累的独立中介效应不显著;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的个别中介效应显著,技术创新的个别中介效应为负或不显著。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技术创新效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路径的视角研究了技术创新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理论层面,探讨了技术研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和综合技术创新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经验层面,利用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以修正的H-S模型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6个子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然后进行了总体和分类别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综合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技术研发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在高技术行业体现的最为显著;技术转化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最大的影响效应存在于中技术行业。基于此,文章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制造业出口质量

银行业改革及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建设制造强国及贸易强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与增加中间品进口是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机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促进效应。     

银行业空间演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功能距离视角

银行业发展与高质量出口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文章利用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机构许可信息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银行功能距离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功能距离缩小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生产率和行业融资依赖度中表现出差异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降低融资约束是功能距离缩短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影响渠道;进一步发现,银行本地化及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强化功能距离缩短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效应。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要素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论证了劳动力、资本与中间品三要素的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理论假设,认为劳动力、资本与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以2000-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在短期会显著抑制产品质量升级,但在中长期,随着劳动力价格扭曲引致的经验累积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研发效应的逐渐显现,这种抑制作用会减弱甚至会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资本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规模经济效应和要素错配效应的综合作用;中间品价格的正向扭曲会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其负向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要素错配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力量对比。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本文利用Eora于2018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15年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分别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度,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国际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纵向技术溢出效应

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正在推动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有效利用服务外包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地位。文章分析了国际服务外包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制造业产生技术溢出的内在机理,并运用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及2001～2010年制造业行业数据,实证检验国际服务外包对不同要素密集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际服务外包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前向溢出显著,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后向溢出显著,且各服务外包行业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影响程度不同。     

金融开放、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经验分析

改进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以及扩大贸易利得的重要途径.使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以外资银行进入为表征的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进驻区域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创新促进渠道是外资银行进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中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高金融业中间投入行业企业以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制度环境优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都强化了外资银行进入的质量升级效应.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我国2011—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促进各省（市）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间接效应更为显著。     

服务外包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双重偏向效应研究——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

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战略对就业市场会产生何种冲击?是否会造成工作岗位流失?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联合国贸发数据库中的服务贸易数据和我国投入产出表,分析服务外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服务外包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双重偏向效应,即服务外包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会提高工资率,在减少整体就业的同时提高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本文进一步运用门槛检验方法对服务外包的双重偏向效应的若干影响因素及门槛特征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随着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第一重偏向效应会进一步增强,第二重偏向效应被弱化;当行业开放度提高时,双重偏向效应都会被强化。     

服务外包有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吗——“两业融合”视角下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及三批次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两业融合”视角下服务外包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果及路径。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发展对制造业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此研究结果依然成立。考虑企业层面及OFDI区位特征因素后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存在异质性。“两业融合”视角下服务外包借助数智化要素投入效应、服务化产出提升效应对制造业企业OFDI发挥促进作用。使用行业层面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投入服务化程度较低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具有促进作用,对投入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则会产生挤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外包对数字化投入程度较高及较低的两类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亦会产生负向影响:前者同样表现为挤出效应,后者则表现为数字化投入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外包政策的响应不足。本研究对高水平开放下“两业融合”与中国企业国际化多元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吗

本文研究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Kugler和Verhoogen(2012)的理论模型,提出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大微观机制,即"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在实证层面利用城市统计年鉴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在细化的城市-企业维度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服务业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促进作用通过"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实现。城市服务业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发现意味着,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普遍性,服务业发展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本文对2000~2018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CEPII-BACI提供的HS 6位码产品数据检验了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WTO规则外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签订的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更显著,而且协定文本深度增加更有助于促进差异化产品出口质量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跨国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

本文运用我国1996—2008年28个制造业面板数据检验了参与跨国外包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外包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增长,而且服务外包对就业拉动作用大于制造外包。跨国外包对制造业就业规模正面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其中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中等技术行业,最后是低技术行业。不论服务外包还是制造外包都不能显著地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就业结构。实证结果所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参与跨国外包缓解就业压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快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切实提高本土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市场规模、信息服务外包与出口贸易

本文将联合国贸发数据库中信息服务产业的贸易数据与我国投入产出表中数据相匹配,基于FH指数和DJ指数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信息服务外包率,随后利用2003-2011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市场规模、信息服务外包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一方面,市场规模的增加会促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开展信息服务外包虽然会抑制市场规模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但是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两者的净效用为正。这说明,发展信息服务外包可以有效增加我国制造业出口。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低点位上,劳动密集型行业与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信息服务外包可以显著提升出口;在高点位上,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信息服务外包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制造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成为制造业智能化的重要表征，并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愈发深远的影响。研究使用中国2000—2014年行业层面的机器人应用数据、企业层面的机器人进口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和产品层面的两类微观数据，检验工业机器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企业和产品层面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在考虑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样本选择偏误及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进口工业机器人的准自然实验同样稳健，且促进效应随引进时间递增。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振、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和劳动要素升级三个渠道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