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视角

研发投入是衡量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文章从研发投入结构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差异,在此基础上加入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变量研究其调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对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而试验发展投入并未起到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市场化进程和政府干预在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投入领域的影响不大。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创新协同作用。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分析

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文章立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利用1999-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隐性环境规制工具等视角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隐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未来西部地区要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高西部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隐性环境规制的作用;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而充分激发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不同市场化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研究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然而,随着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脚步的放缓,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本世纪的关键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求我国不断完善环境规制机制,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环境忽略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为了探究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并为今后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提供依据,本文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使用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和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以二氧化硫浓度达标率、废水排放达标率、烟尘排放达标率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作为反映环境规制强度的四个单项指标,用熵值法折算出综合指标.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愈发显著的积极作用.最后本文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吗?

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Tobit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对环境规制分别从企业、地区以及地区-产业三个层面进行衡量的基础上,发现环境规制在总体上对我国企业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类来看却因企业研发活动情况而有所不同:对于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而对于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并无显著影响.以上结论说明,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目标,我国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     

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创新理论为基础,运用1998-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六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该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和科技活动人员数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都产生了正面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对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则产生负面作用,但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笔者规范研究了环境规制通过进入壁垒、技术创新、国际贸易而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提出了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外延式和内涵式发展路径;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值在(7.05,7.36)内时,产业结构变迁处于内涵式发展阶段,小于7.05时,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大于7.36时,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优化升级.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还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的文献综述

本文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这一主题,在对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目前文献的不足之处进行评述,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环境责任视角下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环境问题是影响我国生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而积极释放环境履责信号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则是企业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特别是在互联网传媒带来的网络舆论效应凸现的当下,媒介公众的外部舆论压力已成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新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环境责任视角,探究公众、媒介外部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引入环保投资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相应理论模型,并以2012—2018年重污染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众关注与媒介关注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在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替代效应;环境责任在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环保投资强化了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削弱了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全过程分析视角的环境规制度量研究

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选择、外商投资、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合理衡量环境规制水平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章基于对环境规制内涵的理解和"全过程"分析,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方面构建环境规制衡量指标体系。对我国2001~2010年环境规制水平的案例研究表明:总体来看,我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随时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2005~2007年提升的较为快速,而2008~2010年增幅则有所下降;东部地区省市平均环境规制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其政策水平与执行水平两者均高于中西部;另外,政策水平的区域差异大于执行水平的区域差异。     

创新驱动下武汉市研发产业发展研究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如何发挥创新驱动力,成为国家及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武汉市作为中部崛起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撑,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以科技研发为突破口,鼓励传统R&D活动向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在发挥研发服务纽带作用的同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产业模式,进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驱动的力量,促进武汉市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环境规制的投入产出分析

环境规制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分析了环境规制低效率的单元在既定产出下,哪些投入可减少,以及减少的幅度或在既定投入下,哪些产出应该增加,以及增加的幅度。我国2000—2009年这十年期间以及2009年我国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效率有很大的变化。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环境规制中突出的问题是人员投入存在大量的浪费,而且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工作效率不高,说明环境规制人员,尤其是从事污染治理方面工作的人员的工作能动性和积极性急需提高。     

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这是企业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使得企业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需要政府的介入,实施环境规制。但政府并非是完美的,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和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等现象,这也是地方放政府“经济理性”的表现。其互动结果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环境污染的保护伞,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造成环境责任的缺失。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以2010—2012年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对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总体偏低,行业、地区差异显著;环境规制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且因产权性质而异,其中,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U”型关系,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联会对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相比于一般民营企业,高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更强（倒“U”型曲线更陡峭）、容忍度更弱（倒“U”型曲线更早出现拐点）。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由于其本身的现实意义,引发了大量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文献提及。为此,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确实削弱了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然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逐步提高,即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关系;(2)在西部地区,受到环境规制形式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尚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U"型关系。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不仅能实现治污技术的提升,而且能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为中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提供技术支持。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