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1998-2003年期间,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所以,调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模式显得很有必要。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污染密集型产业与能源、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考虑能源环境因素才能正确度量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2004—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中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考虑了4种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明显大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结构和环境规制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污染产业转移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污染产业转移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基于考虑环境因素的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西部11个省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随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以及其他因素对于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增长率呈现递增趋势,但各个省份工业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技术进步是推动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忽视环境因素低估了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另外,污染产业转移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环境治理投资、研发投入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占比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率显著负相关。     

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应分析——以宁夏为例

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导致的工业结构变动是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按照要素密集度界定产业类型,并对工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更加具有意义。笔者以宁夏1997年～2008年工业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对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增长效应,结构转移效应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贡献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解效应对不同产业类型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各异,不同产业类型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有着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类型对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起着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所有权结构改革对工业行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放松进入规制的视角

本文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和分解了我国30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所有权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技术进步明显,但对技术研发成果的吸收转化能力不足;（2）行业所有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3）行业的市场竞争度增强同样有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可以说明以放松规制为导向的产权结构改革和市场结构改革同时进行、互相促进的关系。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技术创新、行业特征与生产率绩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以及产业组织特征,并利用1999—2009年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是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源泉;（2）国有经济比重、市场结构、隐性知识含量等行业特征因素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诸多行业特征因素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性质说明了中国工业不是单纯的“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表面问题,而是“重技术引进,轻制度建设”的本质问题。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2年后呈增长态势,中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在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中,集聚经济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则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区域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区域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国际分散化生产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的工业面板数据分析

国际分散化生产对参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省际工业行业数据,分析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国际分散化生产促进了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西部,国际分散化生产却有负效应;人力资本的发展能有效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的生产率效应为负。     

我国工业行业技术分解测度与技术溢出渠道分析

首先构建了行业内研发、行业间研发和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计量模型,然后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计算了我国工业行业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Malquist指数,最后使用我国工业行业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本行业研发和国内其他行业研发提升本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的同时降低了行业效率指数,行业内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正,而行业间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显著,进口和出口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无显著作用,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正向的溢出,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正,而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显著。     

全球化、自主研发与雾霾污染——机理分析及中国经验

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结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构建“FDI－自主研发－雾霾污染”逻辑框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全球化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①FDI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增加雾霾浓度,通过绿色技术与自主研发两个渠道有利于减霾;②FDI和自主研发协同在导致产业结构污染化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绿色技术效应;③FDI对雾霾污染具有动态影响,当地区迈过一定经济发展门槛后,FDI对环境的影响由“污染天堂”效应转向“污染光环”效应。同时,FDI的“污染光环”效应随地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而增加;④雾霾污染在空间维度、时空双重维度上分别呈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且FDI通过环境“逐底竞争”和产业转移等途径加剧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因此,在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联防联控等协同努力,可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双赢。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05年面板数据,对FDI与外贸的环境污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与FDI整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中,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出口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环境污染的双重功能.本文的政策建议是,调整出口与引资政策,发展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如何实现升级——基于产业活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匹配视角

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发展理念，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必须破解的发展难题。引入生态系统理论，遵循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方式逻辑，探究产业活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自由耦合、固定耦合、约束耦合和自适应耦合）匹配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的作用机理。选取绍兴纺织印染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特征偏离分析和案例分析两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活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的合适匹配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有积极影响；对于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生态系统宜采用自由耦合模式，对于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宜采用固定耦合模式，对于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宜采用约束耦合模式。     

中国工业地区专业化结构分解：1985-2006年

对中国工业地区专业化结构分解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不同地区(行业)对中国工业地区专业化水平的贡献废差异较大;并且,不同地区(行业)的贡献度在两个年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另外,不同地区(行业)对于中国工业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度差异悬殊;并且,贡献度排名靠前地区(行业)的贡献度,主要是由于地区(行业)的相对规模变化引起的.     

FDI对中国制造业污染排放影响的经验分析

FDI主要流入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部门,从直接效应来看,FDI流入并没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的增加,反而减少了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基于投入产出的计算结果,FDI对中国制造业污染排放的间接拉动效应存在行业差异性,且FDI的间接效应只引起制造业中二氧化硫排放的上升,而对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的排放影响不显著.制造业各行业的能源消耗和科技投入也是造成污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an Open Econom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n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 country engag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iases its domestic economic structure toward exportable sectors. The bias thus cause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It will be shown that a country can and should control international trade activities as a means of dealing with pollution problems. One of the paper's main purposes is to give a warning to a country which expands its international trade activities without taking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its domestic environment.     

开放条件下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1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31个行业1998年-200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能源价格、FDI的进入程度、进出口商品结构、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和R＆D投资强度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价格的上涨对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FDI的进入程度与R＆D投资强度都有助于降低工业特别是高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出口额在工业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利于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工业能源强度没有显著影响;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有助于降低全工业行业和低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     

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混合技术效应、结构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治理技术效应和综合效应,并运用37个工业行业2001-2009年三种主要废气排放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气减排的贡献,得到如下结论: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在减排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工业废气减排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相对2001年甚至还加剧了环境污染;结构生产技术效应和结构治理技术效应都对废气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环境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结构的不合理。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9—2013年中国21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具有循环累计因果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但长期内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波动的解释力将超越产业集聚。     

Renewable Resources,Pollution and Trade

Detrimental spillovers from industrial activity onto resource‐based productive sectors are very common, yet their effects remain understudied. While international trade often creates conditions for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open‐access renewable resources, it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eparating different productive sectors spatially.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a diversified exporter of the renewable resource good tends to lose from trade in both welfare and conservation terms as a result of over‐depletion, while the exporter of the non‐resource good gains. However, the resource stock externality of harvesting and the inter‐industry pollution externality often coexist in reality.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framework, this paper shows that acknowledging their interaction changes the nature of the autarkic equilibrium and enriches the set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welfare outcomes from trade. Depending on the relative damage inflicted by the two industries on the environment, which in turn are functions of the pollution intensity and bioeconomic parameter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inter‐sectoral pollution externality persists and specialization in manufacturing is not optimal from a welfare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