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内地1994 ～2010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价格指数法对中国国内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并对四个贸易区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国内贸易成本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显著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国内贸易成本,但仍存在公路高昂收费问题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会大大限制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东部和南部贸易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国内贸易成本具有正向影响,地方保护对贸易成本影响较低;西北贸易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未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地方政府保护较为严重.     

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证据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关键。为此,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出口与进口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2)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来看,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出口推动作用最强,随后依次是公路与航空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从中国自东道国进口来看,公路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航空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较小;(3)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4)交互项分析发现东道国公路、铁路基础设施改善对港口与航空基础设施及港口基础设施改善对航空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公路基础设施改善对铁路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使用1995—2012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构建0-1空间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表征交通基础设施,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省际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Moran指数逐渐减小但仍十分显著;一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增大会对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即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铁路密度的增大对临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公路密度的增大会扩大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不显著。指出:继续加大铁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优化公路投资结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交通基础设施门槛、对外开放与制造业生产效率

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铁路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门槛变量,以贸易开放度、国际投资开放度作为对外开放程度解释变量,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在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这一运行机制上存在着非线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2003—2012年,铁路交通基础设施作为门槛,使得贸易开放度、国际投资开放度分别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阻碍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作为门槛变量,对外开放程度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了“U”型的关系。     

中国省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省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向及其影响的显著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市场潜力对资本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影响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本、开放程度、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以及拥挤成本对所在省域的资本流动具有抑制作用。在研究期内,资本的集聚效应大于其扩散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

利用2008年中国交通部省际货物运输周转量的普查数据,本文在引力方程的基础之上引入交通变量,以此来验证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2008年中国省际贸易的边界效应处于6—21之间,这一数值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边界效应值比较接近;(2)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中国的区域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3)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则边界效应越低,说明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中国区域贸易量的增加主要是促进了省际之间的贸易增加。所有这些均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     

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与贸易福利

降低中国国内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对于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而降低国内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更是促进国内大循环有效畅通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中国国内贸易中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国内总贸易成本中占比为21.7%,且制度性贸易成本的降低对贸易福利的改善来说效益十分明显,平均来看制度性贸易成本降低50%,会使中国整体福利水平提升5.9%,欠发达区域从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中获益最多。进一步地,各区域生产率差异化程度越高,即贸易弹性值越小,则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分部门来看,降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农业、钢铁及有色金属加工冶炼业以及食品加工业部门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将对中国的整体福利水平带来可观的效益。     

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竞争和资源配置的视角

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飞速发展有效降低了国内贸易成本,促进了国内市场一体化。本文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竞争与资源配置的视角探讨了影响机制。为了准确、全面地反映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我们采用Donaldson&Hornbeck(2016)的方法,利用高度细化的交通路网分布图,估算了城市间的运输成本,并构建了每个城市的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指标。结合1998—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本文发现:(1)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提升市场可达性显著且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生产率。本文采用交通部路网规划时的"重要性得分"作为工具变量,证实了因果效应。(2)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具有初始比较优势的行业、初始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作用更大。这些结果为异质性企业的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即运输成本下降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带来产业间以及产业内的资源重新配置,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将资源转移到更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本研究对"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异质性、基础设施与地区生产率——基于中国地级地区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从异质性角度研究基础设施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影响的差异性以及空间异质性。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0-2014年中国283个地级地区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于地区生产率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科技、信息、以可达性度量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多数基础设施明显有助于提高地区生产率;而诸如教育、以路网密度度量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的影响不显著。在空间异质性方面,诸如交通与信息等具有网络特性的基础设施空间溢出负效应明显,即对周边地区经济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另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影响也具有区域差异性,特别表现为以大城市为代表的中心地区在诸如交通、信息等"网络"属性基础设施的改进中获益更大。因而,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效率的异质性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考虑地区差异和空间分布。     

中国国内贸易市场化进展

加入WTO后,中国国内贸易获得巨大发展,市场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贸易主体平等竞争的格局已形成;贸易管理体制改革获得重大进展;价格管理体制有新突破;国内市场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国内市场一体化进展顺利。中国的国内贸易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66个城市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0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基础设施及其空间外溢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市的经济密度、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后,一个城市的通讯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不仅提高了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间也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虽然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但并没有发现其对临近城市的TFP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本发现”模型的考察

本文基于拓展后的“成本发现”模型,运用静态、动态识剐相结合的计量方法,考察了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并利用2000-2012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全体样本而言,资本存量、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变量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制度质量对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升级的作用较为模糊,但其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性,两者的交叉项显著为正.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性.各国应立足本国现实比较优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本国服务贸易“量质齐升”.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高速公路建设与制造业企业要素投入的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被证实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作用机制仍然众说纷纭.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不同是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为了验证交通基础设施是否确实影响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了经济绩效,文章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与高速公路建设数据进行匹配,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改善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距离高速公路更近的城市,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差异更小.具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降低了同时使得资本和劳动投入偏离的产出扭曲,使得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更为接近.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高速公路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价格加成和行业集中度等,而通过企业存货产生的作用并不显著.     

国内区际贸易与国际竞争力:以我国制成品为例的分析

<正>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为单位,以国内贸易机会已完全被利用为前提的。这样,它无法用于分析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那些地域辽阔,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尚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通过降低一国国内生产成本,可以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影响其国际贸易型式和贸易量。中国是这类国家的一个典型。中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以前,受独特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影响,生产地点的选择不符合空间布局原则,没有形成合理的区际分工,除了中央政府计划的物资跨地区调拨外,区际贸易极不发达,各地区尤其是省级行政单位内自给自足的现象很严重,资源的空间配置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制造业成本效应

基于可变成本函数与外部性因素分析框架,本文采用中国各省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似无关回归(SUR)实证分析中国基础设施空间溢出的成本效应及其行业溢出。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对制造业产生的成本效应大于本地基础设施的成本效应,且东部成本弹性高于中西部;基础设施地区分布不平衡导致其网络效应降低,存在产业竞争地区的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和市场稠密溢出导致本地制造业边际成本提高和要素投入减少;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的成本效应还取决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承载"互联网+外贸"的贸易新业态,通过交易模式变革、交易环节简化、交易流程优化,推动贸易成本下降.本文基于2012年跨境电商(CBEC)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通过测算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利用CBEC政策清单等多种方法识别处理组,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1)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2)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 口规模和强度以及百度搜寻指数更小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搜寻成本,且对出口中的企业搜寻成本降低效应大于对进口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物流绩效更弱国家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且对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效应更大.(3)跨境电商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在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强,体现了跨境电商的"普惠贸易"特征.(4)跨境电商改善了贸易绩效,降低了出口产品价格,通过升级进口产品结构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还促进了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为近年来实施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为今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思路.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效率、贸易潜力与影响因素

本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研究中美两国高技术产品的贸易效率、贸易潜力与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效率较高,达到0.7左右,高于平均水平,但近年呈下降态势,贸易潜力则呈扩大态势,可拓展的贸易空间较大;高技术细分行业的贸易效率水平差异较大。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以及距离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影响显著。降低关税税率、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等有利于中美贸易效率的提高,但创新能力提高和产学研水平提升并不促进中美贸易效率提高。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字经济能否赋能中国与RCEP国家出口持续时间?

数字经济不仅有助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而且有助于加强中国与RCEP国家经贸合作程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三级指标评价体系,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采用2011—2021年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与RCEP国家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增加中国与RCEP国家出口持续时间;第二,数字经济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增加贸易开放度渠道降低出口风险率,延长出口持续时间;第三,对于不同收入水平RCEP国家来说,当期与上一期数字经济发展会延长中国与中低收入和高收入RCEP国家的出口持续时间,但对中高收入RCEP国家的影响并不显著;第四,对于不同类型产品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均会延长中国与RCEP国家出口持续时间。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较大,对初级产品的影响较小,说明随着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数字经济对中国与RCEP国家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逐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