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就业促进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发展本地经济,存在不少盲目引进FDI的短期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本文考察了FDI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构建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模型,以及FDI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模型,并根据1986～2006年各省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就地区而言,FDI对中部省份的就业有显著影响,对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FDI对地区就业影响差异的深层原因,提出了科学合理地引导FDI的策略。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基于中国31省市数据的实证经验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因素对中国1999～2009年间31个省市地区FDI流入和分布的影响。模型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生产率渠道和成本渠道影响地区FDI流入的假设。其次,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和GMM方法估计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国际贸易等因素对地区FDI流入和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总体上提高了地区FDI流入,并且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促进了FDI流入。此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递减的速率提高地区FDI流入。     

中国制造业FDI撤离的就业效应和应对政策的效果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涨,对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制造业FDI撤离已初现端倪。本文通过建立模拟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预测了制造业FDI撤离的就业效应并比较不同应对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撤资加速了中国资本深化,对就业有明显的负面冲击,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就业冲击将随着撤资规模的扩大而持续放大。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撤资的就业冲击将集中爆发于城镇。对于中国的就业宏观调控,供给管理政策优于需求管理政策,其中降低资本税率的长期综合调控效果最优,是现阶段促进就业的良好突破口。     

FDI的就业质量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一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增加就业数量的同时,也会对就业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FDI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就全国层面角度而言,FDI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就我国不同地区层面而言,东中西部地区在参与FDI的过程中,FDI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方向一致,但是呈现东中西部逐渐减弱的态势。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还验证了FDI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N”型曲线特征,且当前FDI的进入对于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处于“N”型曲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转换阶段。     

FDI区域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福建、山东的比较

以假设的方法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命题,并利用广东、山东和福建的经济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市场容量、外贸依存度、固定资本投资、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对吸引FDI的影响,检验了假设的正确性与实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因素是地区吸引FDI数量重要影响因素,在吸引效应的发挥上三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制造业服务化的就业效应：空间关联、影响机制与异质性

本文基于省级层面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合并,得到2000—2013年省份-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会显著提升本区域的制造业就业规模,但对于空间关联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将产生“虹吸效应”,即降低空间关联区域的就业规模。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产品创新和市场规模两条渠道来影响制造业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地区以及非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对就业规模的扩大作用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对于中部地区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只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就业效应尚未显现。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以及服务业的不断开放,均能显著增强制造业服务化对本区域就业带来的提升效应,同时弱化对空间关联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虹吸效应。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资源错配:基于城市层面的测度

基于“价格法”测算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基础上,利用工具变量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并探讨了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提高将显著降低城市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限制劳动力流动和抑制就业市场规模扩大进而造成“劳动力-岗位”匹配失衡引起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在经济相对落后,劳动力配置过度的四五线城市和西部及东北部地区更加显著。研究将市场分割的测度推进到劳动力要素和城市层面,提出了我国进一步建设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畅通劳动力在区域之间转移的政策建议。     

谁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就业极化？

在欧美发达国家就业技能结构由就业“升级”走向就业“极化”的发展背景下,本文针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极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中间品进口的技术外溢和城镇化发展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对外贸易和离岸外包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产业结构升级则对劳动力技能需求具有“U”型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进步抑制了FDI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带动作用,增强了其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弱化了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带动作用,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更多需求。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讨论了促进劳动力技能水平提升、推动就业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政策含义。     

FDI进入与“珠三角”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实证检验了FDI的进入对"珠三角"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主要的结论如下:FDI的进入对"珠三角"创新驱动发展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珠三角"的外贸水平、产权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显著地提升,而企业规模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改善起到了抑制作用,"珠三角"吸收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发挥FDI对创新驱动发展的促进作用。文章重点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拓展:首先将科技创新的空间相关性纳入模型的分析中,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实证分析FDI进入对创新的影响;其次采用创新驱动发展来从整体上对各个地区的创新水平进行考查;最后对FDI影响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珠三角"本地吸收能力进行探究。文章对FDI与创新驱动发展问题的研究,为创新型区域建设和如何利用FDI提高"珠三角"本土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与劳动力就业

中国经济经历高速发展之后,首次迎来经济发展的减缓,经济放缓紧缩了就业市场,劳动力就业形势进一步严重,大学生就业也更加艰巨。本文结合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分析劳动力就业问题,对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FDI的就业效应:基于江苏三次产业的差异分析

利用江苏1995年-2009年的FDI与就业数据,对江苏FDI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来看,FDI会促进江苏就业的增加;具体到三次产业,就业效应却又有显著的差异,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效应为负,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为正,但是总效应为正。因此可以说,江苏吸引FDI使得江苏更多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的机会。     

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就业效应分析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和工资低廉已是不争的事实。借鉴国内外的最低工资理论,本文分析在不同结构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发达的东部地区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近似于买方垄断市场,若为无歧视买方垄断市场,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产生正面影响;若为完全歧视买方垄断市场,最低工资制度则无影响。最后,根据我国不同地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不同,给出相关建议。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FDI(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会显著地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利用中国1997年-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并测算出了引发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统一大市场建设：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养老保险制度如何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基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21世纪初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如何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研究发现，省级统筹显著促进了地级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分析表明，统筹改革通过减少地级市之间养老保险政策差异和改善劳动力跨地市流动状况，大幅提升了地级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其中，养老保险基金压力越小、外来劳动力占比越高的省份，省级统筹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养老保险统筹的省份在改革之后要素资源错配程度要比未实现养老保险统筹的省份低3.5%。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本研究对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经验支持。     

环境保护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构建了包含环境管制和人力资本变量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利用1997-2007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经分析发现除了传统的市场规模、公共设施配套和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之外,环境管制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较高的人力资本则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东道国视角的FDI就业效应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利用FDI（以并购方式为主）迅速获取资本，从而实现短时间内占领国际市场。随着FDI的大量涌入，对东道国和投资国就业都产生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为视角，着重分析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就业质量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国情与相关政策，作出总结并提出合理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服务业就业?——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推动产业变革和要素重新配置的重要引擎。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就业产生了“倒U型”影响,且在女性劳动力、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基于细分行业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双重视角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高学历劳动力进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与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的就业概率,并提升了低学历劳动力进入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就业概率。鉴于“倒U型”影响和当前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就业的现实,中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和加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科学协调服务业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东道国宏观因素对FDI进入方式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996～2007年5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影响FDI进入东道国方式不同的宏观因素。实证结果表明,FDI的两种进入方式都与东道国的FDI存量、市场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这两个因素并不能区分不同的FDI进入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对FDI两种进入方式的影响都不显著;其它变量(包括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程度、开放程度、政府治理水平、市场流动性、失业人数)对FDI采取哪种进入方式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程度和市场流动性的不断提高,FDI进入我国的方式将发生转变。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在数量上没能显著地提高浙江的就业水平.     

中部地区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

为了迅速崛起，中部地区加大了FDI的引进力度，吸引着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而FDI对中部地区国内投资的影响却似一把双刃剑，可能挤出也可能挤入国内投资进而影响到中部经济的发展。文章就这一问题采用Agosin和Mayer构建的总投资方程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地区FDI已显著地挤入了国内投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