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预算管理法律体系演变与启示

美国联邦预算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争取预算控制权的斗争过程,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均力图通过规则和程序的改变来获得对预算的控制权。经过200多年联邦预算的发展演变,随着联邦预算法律体系的完善,美国形成了立法、行政系列相互独立、分工明确、相互制衡的预算资金分配机制,预算权成为立法部门制约政府行政权力扩张的重要工具。完善中国的预算管理法律体系,形成预算资金分配的相互制约机制,强化对政府预算权的控制,是当前中国构建法治化公共财政亟待解决的问题。     

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经济因素分析

本文在分析可能影响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各种经济变量的基础上,检验了国债发行与各经济变量的相关关系和因果联系,根据分析,影响国债发行规模最主要的因素是债务余额、GDP的波动,其次是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赤字水平.也就是说,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因素更多的是财政本身的收支状况和宏观经济形势,其余的因素,如GDP、社会资金的余缺、财政的投资规模,它们的影响相对较小.     

如何解读日本经济中的财政赤字问题

财政赤字是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解决财政赤字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不在已有债务的基础上继续增添新的负债,并提升经济增长率水平。日本政府拥有巨额的财政赤字,但迄今为止日本的财政赤字问题却没有凸现出来,其原因是由于日本国民拥有数额庞大的个人金融资产足以抵消政府的财政赤字。为了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的膨胀,就要提升消费税率,以维持财政赤字不再继续增长。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成因分析

基于1996—2010年中国大陆省级政府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成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来讲,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地方政府预算内非税收入、地方政府预算外非税收入和地方政府各税种收入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具有差异性。要缩减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需完善财力性转移支付制度等相关财税制度。     

我国国债政策的经济分析

1 998年以来 ,国债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 ,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张也引起了经济界的高度关注和警惕。本文从国债规模和国债结构等方面对我国国债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 :目前我国国债状况已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尚未发展到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地步 ,国债总体状况是健康的 ,但必须对国债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本文基于地方财政赤字的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的内在作用逻辑。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所造成的地方财政赤字扩大化,激励了地方政府在利益觉醒后利用预算制度缺口,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进而驱动地方政府通过积极的土地财政手段来实现财政增收的政策目标。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驱动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主权债务风险及其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经济冲击促使许多国家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大幅升高,其影响程度超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笔者既不赞成现代货币理论(MMT)的看法,也不认同悲观派的看法。从影响各国主权债务风险的几大因素看,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需要关注利率的3种风险溢价:通胀风险溢价、货币贬值风险溢价和信誉(违约风险)溢价。展望未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花费数年时间进行财政收支和政府债务调整,以渐进方式推进政府部门的去杠杆。     

我国财政预算的动态均衡分析

“滞后预算平衡”的分析模式打破了传统上的“年度预算平衡”和“周期预算平衡”的财政约束方式,符合现代财政指导与调节职能。1980年以来,我国的名义累积赤字政策实际上是持续盈余政策,我国不仅不存在累计赤字,而且存在巨大的累积盈余;我国的财政职能的重点应由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结构的优化和社会制度的完善。     

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外交反应与双边贸易平衡

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是中美经济和政治外交博弈互动的结果,并由中美两国经济内生力量和政治外交力量共同决定。实证模型表明:(1)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扩大是两国外交重要的驱动力量;(2)中美两国总外交具有缩小贸易逆差、平衡两国贸易的效应,而中美两国双边访问、双边协商和外交声明的贸易平衡效应具有边际不对称性和时滞性;(3)中美两国贸易逆差历史积累具有逆差扩张效应;(4)中美两国贸易逆差的变动由逆差自身扩张效应和外交平衡效应共同决定,但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内生逆差积累扩张效应;(5)中美两国可以积极发展外交和调整外交组合模式,调节两国贸易逆差,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盈余管理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以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盈余管理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认为在我国企业的长期债务契约中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而且盈余管理越多越容易获得长期借款;如果该企业是国有企业,其为了满足债务契约的保护性条款的盈余管理就变得不显著,这种现象的发生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中存在着政治性贷款,且又存在预算软约束,故在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债务契约中对会计信息的依赖会比较少,导致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也削弱。由于受到债务契约条件的硬约束,非国有企业则存在着大量的盈余管理以获取长期借款。     

影响我国内外部均衡的政策实施环境

当前 ,我国在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内外部均衡过程中 ,要受到体制环境、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由于人民币利率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 ,决定了我国内外部均衡的实现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 ,但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又被当今社会诚信缺失所破坏。我国目前对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所实行的强制结汇政策也导致了外部失衡对内部均衡的冲击。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使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不过 ,由于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系数在逐步提高 ,运用人民币汇率政策调节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均衡的条件也在改善     

完善我国国债市场 充分发挥国债功能

我国国债市场在近年来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其功能也得到一定的发挥。但是它还不完善,正是这些不完善制约了功能的发挥。为此,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角度,就国债市场进行了分析,并为其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便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现行预算会计系统的信息“赤字”及改进策略分析

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机制是一项客观的要求,影响到会计信息披露的范围和质量要求;而会计信息的供给机制则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并且受到技术和规范上的限制。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在信息供求层面上,呈现出明显的信息披露不足,存在着“信息赤字”问题。分析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国际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改革预算会计体系,建立政府会计体系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是减少信息赤字、有效地评价政府和进行决策的前提和基础。     

“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政政策选择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财税政策作为一国政府调节产业结构的有效手段,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从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业深度调整,及绿色能源革命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的压力与动力入手,立足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与发展方向,分析美国、日本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的政府作用,提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制度改革措施与财政支出对策。     

巨额贸易逆差下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巨额贸易逆差下实行了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从金融角度详细分析了美国依据美元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外汇储备特征实行对全球的金融剥削;从产业角度探讨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背景下制造产业的国际转移、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美国独特的进口商品结构、油价上涨和美国能源产业政策对“悖论”解释的合理性;从宏观政策角度解析了美国“双赤字”并存的必然原因。本文认为,美元地位的不断下降使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潜在危机,而美国对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势必对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中国外汇储备及内外经济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

本文通过一个广义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考察中国1978—2005年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特征。在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特性后发现:积极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果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均要强于财政政策,长期内,积极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一直有递减的正效应,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由于挤出效应的影响,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呈负效应。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收敛成因及其趋势

2004年,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自1984年以来首次出现巨额逆差,2005年逆差继续存在,但发生大幅收敛.2004～2005年间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波动使不同贸易品种、国内国际区域市场、贸易方式等受到影响;2005年相对于2004年对外贸易差额的变化,其对外贸易差额变动的一些规律性特点,对未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差额变动趋势作出初步判断.     

基于政府预算方程的希腊债务危机成因实证分析

2009年希腊陷入债务危机,欧盟诸国相继中招,引发了世界经济的动荡。这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欧洲一体化框架的缺陷在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的一次总爆发。本文使用政府预算方程对希腊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试图对其债务问题发展及成因进行简要分析与判断,进而得出结论:希腊必须恢复自身造血功能,提振经济、平衡预算,才能使其经济发展重归正常轨道,从而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起到借鉴和警示作用。     

我国国债的财富效应探析——1985~2002年间我国国债规模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对国债效应的研究,集中于国债对投资的影响,较少论及国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然而,国债对消费的影响同样重要。居民可能将国债作为金融财富,也可能认为国债对应着未来的税收。国债对消费的影响,取决于国债在居民的预算约束中是作为财富还是作为预期的未来税收而存在。若居民更多地将国债作为一种金融财富而不是未来税收,则国债促进消费增长并带动经济增长;反之,则形成“李嘉图等价效应”所描述的金融挤出效应。通过对1985~200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作者发现我国国债呈现出较强的财富效应。但是,这一财富效应却是与国债存量相关的。若公众的信心发生变化,消费需求将迅速下降。这就要求国债政策的淡出只能是渐进的,以避免对居民消费造成较大的冲击。     

Twin deficit or twin divergence? Fiscal policy, current account, and real exchange rate in the U.S.

In spite of concerns about “twin deficits” (fiscal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win divergence” is a more usual feature of the historical data, i.e., when fiscal accounts worsen, the current account improves and vice vers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 shocks) on the current account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during th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period. Based on 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s, we identified “exogenous” fiscal policy shocks after controlling for business cycle effects on fiscal balances. In contrast to the predictions of most theoretical models, the U.S. results suggest that an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shock, or a 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 shock, improve the current account and depreciate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creases in private savings and declines in investment contribute to the current account improvement while a nominal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on, as opposed to a relative price level change,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al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on. The “twin divergence” of fiscal balances and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is also explained by the prevalence of output shocks, i.e. output shocks — more than fiscal shocks — appear to drive the co-movements of the current account and the fiscal 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