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城镇化综合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从城镇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设施四个方面构建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甘肃省1996年和2009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聚类法和空间自相关对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及分异进行分析。甘肃省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综合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强集聚分布格局。两时期城镇化水平"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始终未改变。区域发展条件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是甘肃省城市化综合水平空间分异产生和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研究——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本文以环长株潭城市群48个县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区位熵、空间计量模型以及空间自相关方法研究2011-2019年48个县域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环长株潭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产业集聚效应对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从两大格局的空间分异特征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东强西弱的发展特征十分显著,地区间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突出,两极分化态势不断加强。近几年,逐渐形成以长株潭为增长极的一体化发展格局,逐步增强地区间产业协作协同能力才能更好带动环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东北地区城市群组协同发展：理论分析、计量检验与政策启示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建设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城市群在其中具有重要的支撑、决定作用。本文通过对城市群组协同发展的机理分析，发现特定城市群形成的空间经济效应，正向影响整体城市群组的协同发展。东北地区城市群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结构分形性，呈现“群组”形态，通过对东北地区特定城市群组协同发展空间效应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发展的空间引力效应、空间关联效应均对城市群组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东北地区城市群组中各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的量级不高，且要素流动性不强，导致各城市群间的空间引力效应处于比较弱的状态；东北地区城市群组中各城市群之间的产业互动、区域合作偏少，导致各城市群间的空间关联效应也处于比较弱的状态。在促进城市群组实现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须进一步提升空间引力效应、空间关联效应，并形成空间溢出效应，减少空间竞争效应。     

以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服务业创新发展——来自山东省德州市“两区同建”的调查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思路。近年来，山东省德州市立足农业大市实际，以产业园区和新型农村社区为核心的“两区同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切人点和“三化”建设的有力抓手，通过“合村并居”促进土地流转和集约经营，有力推动了人口集中居住和产业集聚发展。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德州市由原来的8319个行政村合并为3070个行政社区，社区平均人口由原来547人增加到1353人，已建及在建居住社区340个，至少15万户农民搬进了新社区，规划建设工业、商贸、农业各类产业园区876个。德州“两区同建”拓展了农村服务业发展空间，开创了一系列农村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探索出一条以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农村服务业发展的新路子。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研究

本文从“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两个战略入手,分析二者内涵、发展背景和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以及其作为民族地区选择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利一面和存在的潜在问题.     

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2014年3月国务院也公布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内投资与消费的重要结合点，既为房地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对房地产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新型城镇化、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畅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是实现供需匹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两者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消费升级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新型城镇化能促进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引导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于我国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及方向．特别提到了未来几年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坚持走以人为本。以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集约高效为原则的新型城镇化路线。新型城镇化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人去哪里”,二是“钱从哪来”。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保障。不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整体进度。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融资模式已很难与日益增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相匹配。探索新型融资模式,缓解融资压力已成为首要问题。本文正是基于此背景和目的,在分析国内融资模式现状,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重庆巴南区城镇化与金融服务创新路径研究

摘要：城镇化作为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要实现其预定目标除了要依赖于相关政策的配合和支持，更离不开金融政策的核心支撑作用。如何创新金融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推动城镇化进程蓄积资本，从而加快实现重庆市巴南区人l：r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的有效融合，是目前探讨的内容。     

湖南省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发展对策

文章归纳了湖南省城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从城市群和县区两空间层面分析了当前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点,由此提出湖南省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的四项发展对策。     

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费的高级形态载体。从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和消费满意度五个维度构建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对其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收敛性分析、修正的引力模型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25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为样本，剖析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2017—2022年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城市间发展差距大且呈现出梯队层级分布态势；从各维度看，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和消费满意度四个维度发展水平表现为上升趋势，消费繁荣度涨幅最大，到达便利度发展水平较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间发展的绝对差距较大，但城市的追赶效应使得相对差距缩小；从空间格局看，城市初步形成了北部“北京+天津”集聚圈、南部“广州+深圳”集聚圈以及以上海为首的长江联系带的“两圈一带”总体空间网络格局，表现出“高者全局集聚、低者局部扩散”的集散效应特征，城市间有着“核心城市占据主导，边缘城市结构优化”的非均衡空间联系。因此，应立足城市比较优势、深入挖掘并梯次培育特色...     

东北地区绿色小镇发展模式研究

建设东北以绿色生态为特色的小城镇带,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城镇化发展的"摊大饼"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失地"农民找到就业的出路,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存在着城乡发展不统一,"绿色"底子差,科学技术水平低等问题。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管理等多个学科。东北地区乃至国家的城镇化,都应本着"人的城镇化"的核心思想,努力实现绿色、节约、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对于东北地区,应跳出传统的农村城镇化思维模式,走系统化的、农业为主导的、生态绿色发展道路。     

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能够协调推进吗?——基于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7-2017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借助空间联立方程和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检验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的互促关系,并通过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协调推进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显示: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之间存在着彼此强化的内生互动性,且这种交互作用模式受制于一定的地理毗邻关系;整体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协调性在地区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的协调发展状况不仅受制于本地因素,也会受其他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内生驱动因素和以政府能力为代表的外在驱动因素对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的协调推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则会阻碍二者间的协调发展.     

要素依赖、新型城镇化与区域流通产业发展关系分析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要素集聚走向结构优化,逐步形成目前的新型城镇化方案.在这一过程中,要素所表现出的路径依赖性对区域内部的产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为了考察新型城镇化和区域流通业发展的内生经济关系,本文结合静态时点、动态时变和灰色度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新型城镇化能有效助力流通产业发展,其特点是通过城市生态空间...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再思考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耦合关系为逻辑起点,展开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后发现:财权事权不对等格局下建设新型城镇化,催生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风险;以融资平台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筹资渠道,突增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风险;偿债主体责任意识模糊引致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风险;以土地为杠杆的融资模式加剧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风险.在此基础上,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风险、结构风险、管理风险、偿债风险四个方面构建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我国30个省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并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演进态势,提出风险防范对策.     

“十四五”: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积极拓展投资空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拓展投资空间”。“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手段。     

基于农村工业化带动的东北粮食主产区小城镇模式建设

近些年来,东北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为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小城镇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为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不断加快,为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在东北地区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等问题和矛盾,制约和影响了粮食主产区的城镇化建设进程。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模式就是培育农村工业化的竞争主体,提高农村工业化的市场层次,优化农村工业化的软硬条件,以农村工业化带动粮食生产区的小城镇建设。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的量化评估分析——以安顺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一种有别于过去一味强调城镇人口比重增长、城镇规模迅速扩大,转而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方式。如今,距离安顺市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名单已经七年有余,为检验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全国42个地级市宏观面板数据,以安顺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42个城市进行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并综合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于提高安顺市绿色发展指数具有明显效应,试点效果呈现出由最开始的效果显著而后逐渐趋于平缓的特点。     

县域城镇化新型模式的探讨

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优化城镇化布局的关键,也是推进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在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县域城镇化可遵循区域层级性、空间差异性和发展协调性的原则,发挥地域特色,发展县域中心城园区集聚模式、城郊社区特色产业模式、中心村镇农业主导模式和特色小镇生态旅游模式。     

确立主体功能区划分依据的基本思路——兼论划分指数的设计方案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划分主体功能区的首要前提是科学确定划分依据。目前，学术界对如何确定划分依据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尚未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