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节点特征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基于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视角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机制,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同时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涓流效应”,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核心区域的资源向外扩张促进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影响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经济创新发展与经济绿色发展有更显著影响,但对经济协调发展与经济开放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反而对经济共享发展有显著挤出效应;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构成的科技创新维度的估计结果中,创新产出对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明显高于创新投入。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效率及其时空溢出特征——基于三峡库区面板数据的例证

基础设施建设是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步入正轨的先行条件,也是政府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举措。基于三峡库区面板数据的数据包络分析和动态空间滞后模型研究,对基础设施效率以及时空溢出效应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效率整体上明显改善,但特困区县基础设施效率处于低水平陷阱之中;基础设施效率存在显著为正的时空溢出效应,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动态促进和空间协同;优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更加突出,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基于上述结论,如何破解协调失灵和改善空间配置是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进一步提升的关键所在。     

商贸流通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验证

研究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商贸流通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商贸流通创新水平在长江经济带呈“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随机分布特征;商贸流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对区域绿色发展产生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能同时促进创新当地和周边地区绿色发展。区域范围内要加强商贸流通创新,鼓励线上线下互动创新,双向联动绿色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新型城镇化道路,优化商贸流通创新和绿色发展环境,持续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减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群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数据对我国十大城市群金融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空间分位图和全局Moran's I值来看,各城市群金融发展都存在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回归结果来看,城市群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受限于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而存在较大差异。     

通向绿色之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心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强,同时各城市群建设对其内部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3)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两种机制。(4)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在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发展的同时,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城市绿色发展;创业活跃度和金融集聚水平能够强化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但经济预期目标会弱化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为进一步开展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区域创新产出:不同城市群的对比检验

前沿研究主要关注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却普遍忽视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以及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效应和作用范围检验。文章利用2006—2017年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空间作用范围。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并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集聚趋势,但创新人员集聚范围明显超过创新资本集聚范围。第二,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员集聚有助于本地和关联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作用较明显;第三,不同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作用特征差异显著,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人员集聚的最强作用范围为200千米、150千米和175千米,成渝城市群在125千米范围内作用明显;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本集聚空间效应在125千米和100千米范围内作用突出。第四,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提升本地创新质量,且创新人员集聚有利于提高关联地区创新质量,长三角城市群作用程度最大。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协同创新作用较大,创新人员集聚对协同创新的空间效应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较强。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否促进碳排放效率——理论构建、机制分析及空间效应评估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提高碳排放效率是实现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传导机制与时空异质性,利用2006～2020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在影响机制方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创新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基础、不同规模的城市存在差异化影响;空间视域下,创新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显著带动150千米至250千米内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溢出与能源效率

实证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特征;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内溢出效应,其中邻接空间权重和地理权重下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溢出效应,而经济空间权重下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小于区域内溢出效应。此外,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然而,城市群内部还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与城市间公共服务水平落差明显,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效应还未有效显现。雄安新区的成立为破解京津冀都市圈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提供助力:在空间上,打造现代、智能、立体化的交通体系,降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阻隔与交易成本,化解大城市病及拓展城市群发展新空间;共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京津冀创新扩散的区际过渡、衔接与吸收,推动创新优势转化为全球产业优势与竞争优势;构筑现代化的智慧、生态新城,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协调发展。建议秉持创新、绿色的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雄安新区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发展,构建京津雄的三角城市群空间形态与布局,逐步转变城市群"中心地"极化趋势,突破"以邻为壑"区域分割格局,打造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模式,形成开放性、互动性、共生性的网络化城市群结构,最终实现以首都为核心的高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     

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比较

城市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科学准确的测度体系,利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对2013-2021年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52个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排序依次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分维度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在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方面成果突出,珠三角城市群在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方面更加亮眼。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其他城市群及城市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与空间效应——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城市的例证

人口流动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则导致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采用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入会促进本地创新,而人口流出会抑制本地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人口净流入均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净流入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会抑制人口净流出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人口流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老年人口流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不显著,但老年人口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不同的城市群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采取差别化的人口流动引导政策,充分挖掘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潜力,有效促进各地区的创新发展。     

成渝城市群数字金融发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

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催生出具有普惠特性的数字金融,为经济高质量转型注入新活力。本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成渝城市群面板数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并对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科技创新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应明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发展定位,提升各城市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中的参与度,进一步激发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成都、重庆两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对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研究

采用京津冀181个区域单元2000年和2014年人均GDP数据分析其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其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结果表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存在,且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俱乐部”式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富人俱乐部”效应与“穷人俱乐部”效应同时存在;地理位置、期初发展水平和空间相关性对区域单元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而政策效应表现出异质性,2014年之前的区域政策对京、津两地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程度阻碍了河北的经济增长。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是重点,尤其应细化河北的区域发展政策;要强化滨海经济带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冀中南的集中连片慢速增长地区快速发展。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金融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采用2011—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能有效助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还对邻近区域创新产生了空间正外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实质性创新、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虹吸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能通过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当前应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空间正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策略，同时应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协同合作。     

城市群功能分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城市群功能分工与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中国推动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两类政策能否达到“珠联璧合”的实施效果,对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城市群功能分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区域发展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城市群功能分工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区域发展协调度先上升后下降;（3）城市群功能分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本地效应;（4）在投资产出率、科技水平、区域开放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四种机制调节下,城市群功能分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与工业企业绿色发展

本文根据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直接效应减少污染物排放,显著促进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产业结构、环境管制和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城镇化则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整体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在区域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进一步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推进数字基础设施节能提效、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以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通过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