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税务人才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税收现代化之间内在联系紧密,因为人是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通过分析税务人才现代化的内涵与意义,进而从思想观念现代化、专业能力现代化、创新能力现代化分析税务人才现代化的具体要求,最后从管理认知现代化、考核评价现代化、激励机制现代化、平台管理现代化分析税务人才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溯源：人口红利还是教育红利?

在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充分挖掘人口资源优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2000—2021年劳动要素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作用与门槛特征。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长期存在,教育红利一直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而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人口红利的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的推进而增强。由此提出,要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稳定人口增长速度,促进教育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中国人口红利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将由相对年轻向老龄化转变,2030年左右将是这一转变的转折点。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在人口红利期,提高就业率,拓宽养老保险覆盖面,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R＆D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替代逐渐减少的劳动人口,以减缓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正确认识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丰富的劳动力对经济起着重要促进作用。因此人口红利也成为热门话题,而传统的用负担比来计算人口红利并不能正确地反应真实情况,而应结合实际情形加以理解。     

数字经济、人口红利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推进共同富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递减效应。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减贫效应不明显,跨越门槛值后效应变得显著,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非线性特征,而对居民收入水平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红利关系辨析

近年来热烈讨论的人口红利,对我国来说更接近于一种人口机会窗口。它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提高储蓄率等渠道推动经济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并非一定是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践证明,粗放式低层次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遇到严峻挑战。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培养与积累人力资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值得中国参考。应深层次充分挖掘人力资源优势,积累人力资本,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发展道路,真正分享人口红利。     

浅析人口红利式微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     

财政分权、人口红利与出口贸易

基于中国财税体制及人口资源禀赋的角度,使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人口红利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是扩大出口规模的经济激励因素,通过激励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增长。人口红利作为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资源禀赋,不仅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规模和结构,而且有助于吸引FDI,促使企业选择出口导向型战略,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FDI、工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研发投入强度对出口贸易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人口红利延长的人力资本障碍分析——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视角

人力资本提升是中国人口红利延长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其人力资本状况能够对人口红利延长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和提升空间的视角,探讨人口红利延长的可行性。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并缺乏提升的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合等环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下我国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探讨

我国已于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下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在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探讨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继续开发人口红利的有效途径。     

人口红利趋缓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将不断减小,依靠大量劳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基于此,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但边际产出较大,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源投资略论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研究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中国本年经济增长为7.5%左右,让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这意味着中国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开始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因为支撑中国三十多年的人口、制度、净出口和投资的红利在慢慢在消失,但是中国才刚刚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何防止陷入到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寻求到新的“增长红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调整好产业、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结构,汲取“结构红利”,转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     

对人口红利的再认识:来源、结构与机制

从来源和结构角度分析了第一个人口红利和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做出判断,并从建立更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投资体系、富有激励性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完善的资本市场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探讨了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其中,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本文从人口因素出发,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数理分析解释了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了作为早期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影响,研究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趋缓下福建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人口红利,福建省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关系到福建省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福建省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从人力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转型、劳动力的流通、就业机会的创造等方面着手,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2000—2014年投入产出数据,就人口红利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做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人口红利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人口抚养比衡量的人口红利下降将制约制造业总体出口国内增加值上升;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及不同出口形态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人口红利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特征;高技能劳动力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科技研发和产业规模等因素也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显著影响,但由于行业要素密度的差异以及产品出口形态的不同,各个因素的作用也表现出较大差异.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了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利用我国1991-2011年的人口经济数据,对我国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应挖掘潜在的人口因素机遇,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新人口红利下高职校企合作模式研究

当今世界是以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时代,知识和人才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作为人才培养主渠道的高职教育,必须顺应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高职院校存在的传统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就业难与用人单位岗位没有合适人选的问题共存,这种现象已经成为社会话题关注的重点。在新人口红利背景下,高职院校应该通过校企合作这一模式培养人才,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