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制度研究

文章认为,新形势下农村贫困问题复杂：绝对贫困大有改善,相对贫困日益突出,返贫现象凸显严重,追根溯源权利贫困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源。文章透过制度分析,通过重塑农村组织,深化市场体制,完善制度创新,强化运行机制,厉行执行监督系统化措施,构建农村反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强化制度之间的联动效应,将农村贫困治理融入区域和整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实现农村扶贫工作的良性发展。     

治“返贫”重在实现“五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曾向全世界庄严承诺，20世纪末要消除贫困。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基本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扶分工作的结束。正如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江泽民再次指出的：“全国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已经解决的标准还比较低，一遇灾害极易返贫。扶贫开发彻底解决贫困及“返贫”问题，就首先要找到造成贫困和“返贫”的原因，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根治它。本文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贫困治理转型中社会工作参与普惠金融的作为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将会出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整体区域性反贫困向以个体和家庭为主体的精细化反贫困转变，从解决生存问题的绝对贫困治理向解决发展问题的相对贫困治理转变，从减缓贫困向预防贫困转变，从脱贫攻坚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系统性任务转变。这些转变对我国贫困治理以及普惠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普惠金融在以往的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和瓶颈，深刻制约了其反贫困实效。因此，要想提升普惠金融的反贫困效能，需要将金融服务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社会服务，因其在价值追求、理论视野和方法技巧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可以在推进普惠金融反贫困中发挥一系列重要作用，如测量评估和精准识别服务对象，提升金融能力与素养，增强农民人力资本，协助开发针对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     

社会资本与农村相对贫困——基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将成为我国后扶贫时代的工作重心。农村相对贫困的形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防止农村脱贫人口再次返贫？本文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个体的社会资本会通过公共服务满意度间接影响相对贫困。政府应该重视这一中介传导机制,积极培育农民社会资本,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更加多维综合的保障体系缓解相对贫困。     

2020年后中国贫困性质的变化与贫困治理转型

2020年后中国贫困性质将发生变化,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而设置的贫困治理方案需要随之而调整。基于相对贫困基本性质的判定,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应重点关注两个议题:如何处理好与以往贫困治理战略经验的关系;如何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目标而同步调整贫困治理战略议程。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应以普惠性贫困治理制度、综合性贫困治理体制结构和差异性贫困治理政策的设计为转型方向。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转型应将顶层设计和微观治理相结合,以实现贫困治理战略的整体性推进。     

关于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现时思考

面对我国农村贫困出现的脱贫难度增大、速度减缓、返贫率高、贫富差距扩大、贫困的代际传递增强以及经济风险增大等新问题，农村反贫困需要深入探索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对策，及时调整社会制度、政策措施、扶贫战略，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推进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     

河南省城市持续贫困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①

本文认为，随着城市贫困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城市持续贫困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而持续贫困表现为贫困的代内滞留和代际传递。文章基于郑州市贫困人口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城市贫困的代内滞留和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解释了城市持续贫困的原因，并进而提出了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重视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贫困的影响以及重点解决固定化的长期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安徽农村贫困状况及产生原因初探

一、农村贫困现状 2007年末全省农村贫困总人口305．5万人，贫困发生率5．9％。与上年相比，全省减少农村贫困人口91万人，返贫与新增60万人，净脱贫约31万人，减幅达9．3％。     

树立现代工程理念 扎实推进扶贫开发

随着国家扶贫标准的进一步提高，一方面，贫困人口大幅增多，我市贫困人口从48．6万人增加到百万之多，另一方面，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脱贫成本趋高，返贫致贫原因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由此，扶贫开发将进入以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和缓解发展差距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     

我国城市贫困演变的特征与治理路径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困在不断地演变与升级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可概括为由旧贫困向新贫困转变,具体表现为贫困主体由传统贫困向就业贫困转变,贫困性质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贫困致因由原生性贫困向再生性贫困转变,贫困状态由短期贫困向长期贫困转变,这无疑给当前及未来城市扶贫治理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在分析当前城市贫困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城市贫困的演变突显贫困治理转型的迫切性,而可持续生计理论及其政策含义是未来城市贫困治理转型的创新路径.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途径

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好生活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抓好扶贫干部的学习培训、创新扶贫机制、发挥脱贫模范的带动作用、营造勤劳致富的良好社风是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有效途径。     

农村地缘性贫困困境及治贫路径探析

文章基于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变化,描述了地缘性贫困特征的显现和显著化问题;从贫困聚居、贫困生成及返贫等方面分析了地缘性贫困的表现特征;从生计资源状况、市场机会与利益、具有可替代性的人力资源和政策手段等方面论证了自然环境条件阻抗所造成的贫困因素累积问题和治贫路径障碍,探讨了治理地缘性贫困的现实路径及政策措施。     

老龄人口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呈持续加重趋势.相对贫困人群中老龄人口是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对贫困表现在经济、健康、心理、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具有脆弱性、差异性、物质性、复杂性等特点.中国需多措并举,通过提高收入、维护健康、调适心理、拓宽救助渠道、加强文化建设等途径,从赋权和增能角度解决老龄人口相对贫困问题.     

青海省海东市反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与建构进路探究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消灭，我国反贫困治理进入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转向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本文以青海省海东市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和总结了海东市反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重点探究反贫困治理进程中出现的高原气候下经济作物产量较低、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较大、反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集聚效应不够明显等困境。在分析论证基础上，研究发现建构海东市反贫困治理的关键进路在于种植和培育适应高原气候的特色农产品，利用政府“好政策”激励农民就地创业，提升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增强乡村特色产业集聚规模效应。本文研究对于持续巩固海东市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贫困反弹、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丰富市域反贫困治理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思考

正相对而言,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责任更重大,任务更艰巨,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为全面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并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寻求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已成当务之急。2019年,江苏省镇江市村级集体经济与农村低收入人口年纯收入已分别达到80万元和8000元,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双八"目标任务。但在实际生活中,相对贫困依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如果说2020年是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返贫为主要任务,那么"十四五"     

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转向相对贫困,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关键一环的产业扶贫亦提出更高要求,政策助推扶贫产业支撑民族地区发展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民族地区资源整合、开发利用、保护传承是产业扶贫持续发展的根本,须构建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利益共同体",创建对象、主体、载体、支撑"四位一体"综合性理论系统。须关注多维返贫与老弱病残特殊群体,探究致贫一般性和特殊性因素;以地方资源条件开发利用尤其是农业发展为起点,提升贫困户和贫困区域人力资本、地理资本、生态资本;民族地区依然是未来相对贫困集中区,只有获得强有力的外力支撑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层面,要保障贫困者的主体地位。深刻剖析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进一步丰富相对贫困理论,促进扶贫产业发展,明晰未来政策导向,并有效缓解民族地区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     

大石山区贫困村屯精准扶贫策略探讨——以田东县思林镇广养村内养屯为例

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实施精准扶贫,关键在于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措施,聚焦扶贫难题,整合扶贫资源,创新扶贫思路,增强贫困区域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石山区是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域,是广西实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难点区域。打赢新一轮扶贫攻坚战,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在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对全球贫困治理的影响

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全球贫困治理纳入重要议题中以来,全球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显得更为紧迫。从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来看,“相互借鉴、协同合作”成为推进区域间合作减贫以及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项目,自实施以来,便为我国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注入了新的动力。它作为区域合作减贫的缩影,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新的参考和路径,也推动了全球贫困治理问题的解决。     

新时代西藏贫困治理的理论逻辑、价值意蕴与提质路径

以增加收入为焦点、以赋予权能为要点、以参与治理为重点、以政策创新为抓点和以党委政府为基点构成了新时代西藏贫困治理理论逻辑。新时代西藏贫困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光辉实践,充分凸显出共享、绿色、协同、团结与自主的价值理念。2020年后提升西藏贫困治理质量可以从提高人的自主性、坚持多元共治理念、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关注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等层面着手。     

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现实基础、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我国处于相对贫困治理时期的重点工作，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与时俱进的农村改革、不断优化的农村体制机制、脱贫攻坚的胜利经验和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单一、内生动力不足、人力资本贫乏和利益联结方式不紧密等也制约了他们的增收，还需要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使他们更快融入现代化进程，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