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收益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经验证据

本文没有采用一般意义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模型,而是假设控股股东与经理人利益相一致的分析框架。只要股权融资下的控制权收益超过负债融资下的财务杠杆收益,控股股东就会选择权益融资方式实施投资项目。即使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和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小于零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仍因能通过发行新股所取得的控制权收益达到其投资目标而实施该投资项目,从而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5年中,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净利润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在第5年平均为负。经粗略估算,上市公司每次股权再融资所取得的平均控制权收益约为2.26亿元,其中国有股东约为1.5亿元,上市公司可接受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平均为-1.48451。     

委托人资产的数量特征与侵占:双重委托代理下的解析

目前世界各国公司股权结构的普遍特征已是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股权集中下呈现的股东异质性特征导致了小股东和控制股东间、全体股东与管理层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文章借用拉丰激励理论中的2×2模型,分析了在双重委托代理情形下,作为委托人的控股股东和小股东资产的数量特征和侵占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全体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如果所有委托人有充分的资产保障代理人收益的实现,二者之间的最优契约依然可以实施;然而在小股东与控制股东之间,用于小股东资产在数量上的局限,导致代理人不能收到足够多的控制权收益以补偿他所付出的控制权成本,因而将以侵占方式行使内部控制权攫取大量的超额控制权收益,导致小股东遭受损失。     

市场竞争与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互补还是替代

本文以2004-2009年的76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市场竞争及股权结构为研究对象,检验市场竞争与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为股权集中后对股权代理冲突和控制权代理冲突的影响,而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非但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治理效应,相反其控制能力的增加会导致代理冲突的激化;市场竞争度对两类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显著,且市场竞争度与股权集中度的治理效应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与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控制能力的治理效应之间则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控制权收益①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随着公司契约中不同利益主体代理冲突的演化,企业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不断被赋予新的研究内涵。本文在简要评述企业投资行为的公司治理理论背景基础上,基于股权分散和集中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首先从股东-管理者代理、信息非对称-自由现金流代理和股东-债权人代理三个方面,对传统公司治理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特征和相应的治理机制进行了阐释。然后沿着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动态,对大小股东代理冲突下的企业投资行为进行了成因分析与治理探讨。最后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与资本市场演进的背景下,提出了探索企业投资行为的规律。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控制权收益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行为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收益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制权收益越高;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限制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收益。因此,降低股权集中度、充分发挥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是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关键所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与小股东权益保护

股权集中型公司是现代公司的主流组织形态之一,其代理成本主要产生于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通过发行多种类股票、交叉持股和金字塔式控股等方式,控股股东能够获取比与其股权份额相对应的名义控制权更大的实际控制权,因而更容易发生以侵害小股东权益作代价追求控制权私下收益的道德风险行为,致使代理成本高昂.声誉机制和法律手段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收敛侵占行为,且法律手段较声誉机制更为有效.在中国,声誉机制对控股股东基本不起作用,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完善相关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     

上市公司治理中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

本研究了上市公司治理中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并强调了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股权代理关系在市场实践中的重要性已远大于公司股东与经营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来源,本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研究的结果是控制股东为获得控制收益而进行的控制活动所造成的公司股权价值的损失是代理成本的来源,模型的实践意义在于：完整,严格的信息披露与股本的全部流通,是降低股权代理成本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着力点。     

公司控制权收益的理论述评

传统意义上的控制权收益主要是指股权分散时公司经理和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公司所有权结构从全球范围内看都是比较集中的，由此引发的代理冲突及其控制权收益就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何衡量控制权收益，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适当的约束和控制都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控股股东持股比率、股权制衡与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

文章从控股股东持股比率和股权制衡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控制权私人收益。通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样本研究发现由于股权制衡的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率与控制权私人收益呈现倒U型形态,即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先随着其持股比率的上升而上升,后随着持股比率的上升而下降。     

股权结构与代理问题: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关于股权结构的研究大都以“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为前提,关注于经营者对股东的代理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以控制权为切入点,从理论和经验上证明股权集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大股东普遍存在。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大股东手中,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才是股份制企业中的核心代理问题。     

股权分置改革能抑制控股股东过度投资行为吗?

文章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视角研究了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特别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是否有助于缓解控股股东过度投资。基于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分置改革能够显著弱化这种分离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政府控股公司比私人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更为严重,而改善外部治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过度投资。文章为控股股东侵占行为提供了证据,同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有效缓解了过度投资。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实证分析

公司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实际是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占。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控制权私有收益,并且其平均水平为45．76％。研究结果还表明,股权转让规模与控制权收益负相关,资产管理效率与控制权收益负相关。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于公司治理及资本市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抑制控制权收益可以从法律和公司治理两方面入手。     

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交叉上市降低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吗

在我国新兴市场,公司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A股上市公司到法律约束与信息披露环境更好的市场(同时发行H股或其他境外流通股)交叉上市是否有利于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本文研究发现,交叉上市有利于降低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及公司价值、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了交叉上市的“自选择”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够有效约束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这为前述结论提供了直接证据.     

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检验

目前的研究对国有上市公司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效果褒贬不一.从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出发,以1997～2006年10间发生控制权转移事件的公司为样本,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与控制权私有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了国有股东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的双重作用:总体而言,国有股东相对于非国有股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者利益保护,但在相对控股的范围内,更高的持股比例将导致投资者利益保护更差.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股权"市场结构"、最优负债和非效率投资行为

股权代理成本包括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害.反映在企业投资决策上,经理为最大化私人利益存在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行为,大股东通过关联方投资的"掘隧道"行为侵占小股东利益.文章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分析了不同股权"市场结构"下股权集中程度、监督成本与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认为在完全竞争股权结构和完全垄断股权结构中,只要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水平后,监督才有效率而且监督成本与股权集中程度成反比关系,达到一定股权集中度的分散性股权结构和垄断性股权结构对于降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整体代理成本最为有效.文章认为应该适度分散国有股权,鼓励具有有效监督动机的股权适度集中以降低整体代理成本,股东引入最佳负债水平同样也能降低经理的代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