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与不确定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别从行业和全社会的角度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国有工业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与不确定性的关系是负相关的 ;但就不同的行业来讲 ,其关系并不一致 ,市场结构可以解释这些投资行为的差异。进一步考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不确定性的关系 ,发现投资与股市波动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三部门视角的分析

基于1992-2012年我国国有、民营和外商投资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反过来经济增长只对外商投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拉动作用;9-贡献率大小方面,外商投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次之,民营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小。     

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面板分析

采用DEA-Malmquist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分解,以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公共投资的代理变量,检验了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负向影响,且无显著的区域差异;公共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东部,而西部公共投资对纯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最小;东、中、西部公共投资对规模效率均无显著影响。因此,应从总量上减少公共投资,为稳定经济进行的投资应该向西部地区倾斜,并着力改善东部地区具有技术进步作用的公共投资。     

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从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和影响因素几个方面对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投资对湖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而湖北投资总量增速相对较慢,且缺乏稳定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少,过多地依赖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资金的投向结构与全国整体情况严重趋同,缺乏个性和特色;投资宏观经济效益递减的速度相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是影响湖北固定资产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率,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     

广州市夏季典型路边交通环境空气污染特征与来源分析

为了解广州市交通环境空气质量,本文基于2020年8月广州市路边站(杨箕和黄沙)、城市点位(吉祥路)和背景点位(帽峰山)的在线监测数据,利用统计学方法对主要污染物(NO、NO₂、NO_X、SO₂、CO、O₃、PM_2.5、PM₁₀)的浓度水平及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路边交通微环境空气中污染物浓度,除了受区域性背景影响外,主要受局域性机动车污染源排放活动影响。     

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向耦合关系——基于污染物排放强度分组

本文根据三大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分区,分别建立高、低污染物排放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外商直接投资的P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方差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比较了3个变量的双向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碳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低排放区的3个变量的动态关系显著而高排放区却不显著,工业废水高低排放区均不显著;(2)在三大污染物的低排放区,外商直接投资均能显著地促进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3)在低碳区和工业固体废物低排放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增长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同时能源消费又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东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与政策建议

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是我国东西部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东西部地区投资效率的差距和西部地区非国有投资的滞后应引起重视。必须改革投资体制,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西部地区投资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通过转变投资方式来转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更要合理分布投资的空间配置。     

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究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检验、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1978-2008年陕西省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国有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才与经济增长存在均衡关系,而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这种过度依赖国有资金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稳定,对此我们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究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检验、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1978-2008年陕西省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国有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才与经济增长存在均衡关系,而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这种过度依赖国有资金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稳定,对此我们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广西经济增长的态势分析与战略选择

近年来，广西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但由于广西工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不稳固，工业化程度不高，促进效益提高的内生机制还未真正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总量和结构矛盾将长期存在，决定了广西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依然落后。实现广西经济增长要积极启动民间投资，保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适度快速增长、另一方面，逐步加强消费需求和外贸出口，这也是广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内在要求。     

服务业FDI、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CO2排放

服务业FDI和产业结构升级对CO2排放影响一直倍受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文章利用2000--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逻辑分析揭示服务业FDI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节能减排的传导机理,并运用实证模型检验了服务业FDI、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对中国CO2排放产生的作用。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效应、技术效应等方式驱使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CO2的排放均起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对其抑制效应最强,而经济增长对CO2排放则具有加剧效应。     

市场结构、投资支出与经济增长

从产业组织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是一种新尝试。研究发现 ,市场结构是决定投资支出的重要因素 ,从厂商层次分析 ,投资支出与行业中的厂商数目反向变化 ,随着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增加 ,单个厂商的投资支出随之下降。从行业的层次分析 ,行业的投资支出与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关系取决于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应具体分析不同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 ,采取不同的产业组织政策来促进投资支出和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基于调查问卷的比较分析

以405家国有企业和220家非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环境变化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要明显强于经济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科技的发展是推动我国企业开展投资活动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动机受“证券监管制度”变更的影响较小，而国有企业对各项政策的变更都很关注；“充分利用闲置资金”等投资动机受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很大，而“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等投资动机受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不明显。     

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

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演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外资的资源配置效应、技术转移效应、产业带动效应来实现的,但外资的产业结构演进效应的发挥还要受到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扩散程度、跨国公司对直接投资项目的控制程度、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政府的产业政策与管理的影响。     

要素成本与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研究——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2011年中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与招商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内资招商规模正相关,与外资招商规模负相关,而土地成本和内、外资引资规模的关系均不显著。分区域回归后发现,中部地区内资招商对劳动力成本提升的作用更大、更显著,而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中部地区,土地成本和引资规模的关系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资产业;利用产业集聚自我强化效应的作用机制,积极促进本地产业集聚;政府应加大转变职能的力度,努力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以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区域间工业碳排放绩效差异的再检验——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目前中国正在进入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倡导下,工业碳减排成为各政府工作的焦点。基于此,笔者利用含有非合意性产出的DEA模型构建了工业碳排放绩效指数,测度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五大区域2005～2010年工业碳排放绩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影响这些区域工业碳排放绩效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从时间层面来看,我国工业碳排放水平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区域层面来看,工业碳排放绩效不平衡。另外,面板数据模型表明,工业规模结构、产权结构、轻重结构、“三资”工业企业份额等对工业碳排放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加入WTO对我国企业提出的挑战。如何顺应世界资本运动潮流,更好地利用本国的各种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是目前我国实行“走出去”战略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我国企业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战略构想与对策建议。     

产业结构、文化因素与我国风险投资“保险化”

我国风险投资业存在初创期（种子期和起步期）投资不足、投资传统行业和低端环节较多的现象。文章从产业结构和文化因素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即产业结构决定了默会知识类型,从而导致大多数投资者放弃风险投资,进而造成我国风险投资总量不足,而文化因素锁定了这一过程。因此,文章建议减少初创期和高科技行业投资的机会成本,充分发挥特定默会知识在风险投资决策中的作用,以及大力发展天使投资来阻止我国风险投资“保险化”倾向。     

我国省级政府投资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政府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人均地方政府投资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人均工业烟尘和人均工业粉尘三类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即这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10—2012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