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报酬:控制权激励观

本文在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是自别的（seif—interested）假设前提下。从理论上分析了其为什么乐意接受明显偏低的显性报酬（包括年薪、股权收入等）而不选择“另谋高就”的经济原因。研究表明,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权收益来获得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时．国有企业这种控制权收益激励模式不仅不能达到有效激励高管人员的目的,而且会导致高管人员利用其实际控制权损害股东利益、增加企业的交易费用、阻碍经理人市场的建立。     

高管报酬激励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数据及财务数据,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现状及其报酬绩效联系.我们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变化与当年的会计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会计绩效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每增加100万元,高管平均报酬仅增加3.8元;上市公司市场异常收益率每增加10%,高管平均报酬增加1.58%.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公司报酬绩效联系不同.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所有者预算观

文章在分析国有企业激励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式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所有者预算观。所有者预算是通过预算的形式将经理人收益与企业的实际产出相联系,使得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保持一致,实现最优的激励效果。同时文章认为建立所有者预算激励方式的关键在于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和预算目标的确定,并将控制权收益纳入到所有者预算的范畴内,保证货币性报酬与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合理比例,完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结构,实现我国激励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     

IPO盈余"过度包装"的治理机制设计

中国A股上市公司IPO"过度包装"现象普遍存在,一个根本原因是当IPO公司的价值被高估时,对IPO公司的高定价行为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本文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分析了初始公司面临发股收益、持股收益与控制权收益组合时,IPO公司价值被高估没有约束机制以及引入约束时对于公司股票发行定价决策的影响.本文通过设计一个发股收益与控制权收益不可兼得的治理机制,可以把IPO盈余"过度包装"的融资行为内生化.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公司价值——来自A股上市公司行业基准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将其私人控制权收益在同行业内做比较时所产生的公平性感受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揭示了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及控制权收益-公司价值敏感性较高,而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大,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小;而家族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小,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大。(2)控制权收益绝对额与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相反。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显著降低公司价值,而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显著提升公司价值,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则显著降低公司价值。     

实际控制人属性、治理环境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笔者对不同定价基础的协议转让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衡量控制权私人收益.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分为政府控制主体和非政府控制主体.并对2003年～2008年发生的控制权转移事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处于较高水平,但股权分置改革后有所降低;政府控制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小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治理环境越好,控制权私人收益越低.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控制权收益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不同体制下企业经理人员控制权收益比较

企业经理人员控制权收益对经理人员行为有重要影响。与资本主义公司制企业经理人员相比较,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化,主要在于其所获显性货币收益过低和监督不力,因此要规范国有企业经理人员行为,必须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建立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控制权收益作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激励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将控制权收益分解为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结果表明,显性收益占控制权收益的9％左右,隐性收益仍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首要激励因素。研究还显示,隐性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显性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隐性收益还与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最后,提出将自我隐形激励转变成市场显性激励的政策建议。     

高管人员报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在考虑地区、行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对高管人员薪酬影响的同时，以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2000－2001年度的现金报酬、总报酬以及两者的变化额4个报酬度量指标，对会计业绩度量、股东财富业绩度量、销售业绩度量、扣除非常项目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和它们的变化水平以 及市场面平均会计业绩变量，进行回顾分析。结果发现：（1）不存在高管人员报酬与会计业绩度量有敏感性的证据。（2）存在高管人员总报酬及总报酬的变化额与股东财富业绩度量有敏感性的证据。（3）存在支持销售最大化假设的证据。（4）不存在董事会确定高管人员薪酬时会考虑其对会计数字操控的证据。（5）市场面平均会计业绩度量与高管人员的总报酬及现金报酬的变化相关，支持相对业绩度量。     

上市家族企业薪酬机制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基于结构性差异视角的研究

笔者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不同类型家族企业的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影响效果的结构性差异.研究发现:(1)从全体上市家族企业来看,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很显著,高管人员年度报酬、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和薪酬差距都与代理成本负相关.(2)对职业经理人和家族经理人薪酬机制效果的分类研究表明,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降低代理成本的效果更明显.(3)依据家族自利倾向分类,家族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系数越大,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效果越弱.     

构建激励约束机制:项目管理视角

针对管理者报酬与项目业绩关系不显著,从满足人的多种需要角度,提出建立报酬、控制权和声誉的系统激励约束机制。论文创新性地尝试从项目阶段去分析管理者报酬机制与控制权机制替代关系、报酬与负债的关系,以及声誉与传统激励约束机制的替代、互补关系。论文指出,如果能够系统地建立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降低代理人的在职消费和约束代理人的“内部人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全文的研究将有利于对激励约束机制之间的关系开展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     

资本投资、控制特征与利益攫取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央企所辖上市公司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程度显著低于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中央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低于地方企业集团和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责者的共事利益.而且损害了企业价值.     

上市公司治理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2001~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上市公司治理风险,从风险的角度再次验证了大股东的控制权风险显著加大了公司治理风险。因此,应充分发挥董事会以及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增强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与监督控制方面的职能;还应完善激励机制,将高管薪酬与公司的长期绩效挂钩,以此来降低高管人员的治理风险。     

高管薪酬利益驱动下的企业并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并购是企业最为重要的一项资源配置战略,而实施这项战略计划的决策权一般掌控在公司高管手中,因此,研究并购中高管人员的行为动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2~2004年发生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并购中企业高管人员的自身利益变化。经验证据表明,企业高管人员有很强的动机通过企业并购这种方式增加自己的薪酬和控制权收益,研究后还发现,当企业高管人员处于临近退休时,这种动机会更加强烈。同时发现,由于制度刚性的存在,企业高管人员会借助并购,并通过并购后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员工人数的增加等因素增加自己的薪酬,而且薪酬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这项研究结果对公司治理中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契约设计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

本文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公有制经济中的重复建设和兼并障碍来自控制权的不可有偿转让性（或曰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作者将企业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在公有制下，一方面，控制权收益由在职经理或相关的政府官员占有，而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讲，货币收益归于“全体人民”，尽管在职经理和官员对货币收益拥有相当的事实上的占有权，但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只能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失去了控制权，就失去了一切，而不仅仅是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并不存在。即使兼并带来的货币收益非常大，“全体人民”也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和官员，这不仅是因为贿赂是非法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人民太多，“搭便车”行为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这样做。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革产权制度，使得经理的个人收益与企业价值更为对应，或创造出有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才能更好地推进有效率的兼并的发生，同时避免无效率兼并的出现     

监督力与业绩共存于高管效用替代的机理分析

国企高管能够获得过度的控制权收益,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通过构造包含业绩与监督力的高管效用函数,对包含监督力与业绩的高管效用替代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高管显性报酬对控制权收益具有替代的作用,并且该替代程度不同,激励的效果也有差异,较强的替代程度能导致较好的会计业绩;在替代过程中,对高管监督力的变化差异会导致替代程度的差异进而影响激励效果的差异,适度增强的监督力度将通过替代机理作用于激励效果,产生良好的会计业绩。建议我国国有企业在设计高管激励机制、以显性报酬替代控制权收益时,应充分重视和设计好监督力的变化幅度。     

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来自中国非流通股转让市场的研究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文献表明,公司的控股股东一般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从中获取种种隐性收益。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中,控股股份与非控股股份在转让价格上的差异,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水平约为流通股市价的4％,相当于非控股股东的非流通股转让价格的28％。研究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越强,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高;而公司流通股规模越大,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低。同时,公司负债并不能成为约束大股东掠夺行为的有效工具。     

信息披露质量与控制权私人收益——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

本文以2004—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股权转让交易事件为样本,研究了在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信息披露质量与控制权私人收益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信息披露质量对控制权私人收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控制权私人收益越低。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控制权收益①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