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成都崇州的实践考察

高质量发展壮大村社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成都崇州市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创新，通过构建以“共有—共建—共治—共享”为体系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运作模式、实现机制及其经验镜鉴。研究发现，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在对接农户需求和国家社会资源能力上各具特色，且有利于盘活农村集体资源、强化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来实现村社治理现代化。受村社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其运营主体总体上呈现“村社党支部主导→村社能人(企业)主导或与村社党支部共建→乡镇政府统筹协调”的演进趋势。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通过产权共有机制、共建共治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实现乡村资源整合、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为此，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村社集体经济产权“共有制+分配制”改革，增强村社集体资源整合与组织保障能力，强化村社集体“共建共治”人才培育，优化村社集体经济运营管理与利益共享机制，统筹好各方利益“平衡账”,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关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的研究

乡村治理必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3者相辅相成、相互联系。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关键在于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注重民主法治,提高乡村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河北 党组织建在产业链 群众富在产业链

<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的重要指示精神,河北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村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以实施"领头羊"工程为载体,提升基层党建质量从强化村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抓好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等关键环节入手,研究推出     

多元共治理念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柔性治理是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一种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治理主体的选择层面,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的互动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最终路径。文章从“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在乡村柔性治理中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和治理效果的多面化,以期构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治理秩序良性互动。     

廊下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和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探索健全自治、共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提升基层善治能力,成为各地普遍探索和实践的努力方向.根据推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要求,结合金山区"十四五"期间完善社会治理...     

多主体参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现条件与模式构建：以江西省国家宅改试点为例

宅基地制度改革关乎城乡发展战略,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关系,是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探索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模式,对于推动改革实践至关重要,并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宅改模式就是要充分调动多方主体共同构建宅改规则,共同维护改革运行,共同分享改革红利,其中多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与情感关联就是促进其积极参与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来源。本文基于课题组在江西省四个国家宅改试点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多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与情感关联对改革的影响,探讨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宅基地改革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并提出构建多主体共同利益基础、明确多主体利益共享机制、强化多主体人情关联网络和发挥乡村社会文化纽带作用是保障宅基地改革模式有效运行的关键。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与农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三治合一"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强调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鉴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乡村治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乡村治理与农民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应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局面。     

我国开展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日,在全国确定了115个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试点示范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农民主体、"三治结合"、多方协同、突出重点的原则,主要内容包括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制、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机制、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党组织领导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七十年:成就、经验与展望——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9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之年。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业农村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分析成功经验,研判当前形势,探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将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9年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 15—1     

社会协同视角下村级治理的理念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云浮市的实证研究

社会协同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以社会协同为依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近年来,广东省云浮市以农村综合改革为背景,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理念,积极探索社会协同参与机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村级治理中实现社会协同应该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多元共治、责任分担等理念,选择和抓好权力协同、信息协同、资源协同、制度协同等方面的路径。     

驻村第一书记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与形成机理

驻村第一书记基于外生性制度赋权嵌入原有的乡村治理格局,致力于推动组织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发展。然而,部分驻村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会囿于行动壁垒以致陷入嵌入失灵的困境,因此亟待对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理进行识别并寻求突破嵌入失灵的路径。文章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论对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行动壁垒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书记行动壁垒包括嵌入动机、个人素质、社会资本、制度安排、村治环境和互动策略等要素,由此所建构的"动机—情境—策略"框架不仅可以解释行动壁垒的形成机理,也为破解嵌入失灵困境提供决策参考。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Patterns of revenue distribution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s delineatio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RRLC)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ers to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replanning and realloc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o construct new rural residences, to increase land-use efficiency and to improve rural ame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lucidate the patterns of revenue distribution in RRLC by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Given incomplete and ambiguous formal rules in China, how can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be delineated to distribute and coordinate interests among stakeholders in RRLC? Furthermore,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delineation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to distribute land revenu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elineation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is develop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typical cases of RRLC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conducted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bargaining power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delineating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to distribute revenue in RRLC. Furthermore,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motivates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fully deploy strong bargaining power, while concerns about social stability provide some constraints. A strong capability for collective action reinforces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rural household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delineation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subsequent revenue distribution based on distinctive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nd RRLC in China,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indings in the property rights schoo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revenue sharing of RRLC are proposed accordingly.     

美国乡村衰败的特征、应对措施及其经验启示

目的 乡村衰败是国内外城市化进程中呈现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繁荣与乡村衰败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较早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国外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乡村衰败出现较早,其应对乡村衰败的经验丰富且相对成熟,梳理发达国家及地区乡村衰败的应对经验及理论模式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方法 文章首先回顾了美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分析其城乡人口流动最新趋势,从人口、就业及物质设施等方面梳理城市化背景下美国乡村衰败的基本特征,总结其应对乡村衰败实践经验及理论探讨。结果 从美国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城市对乡村的发展至关重要,至少可从三个方面获得解释。结论 美国乡村衰败应对历程对其他国家乡村问题解决具有多个经验启示,具体包括从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去理解乡村衰败现象、重视城市对乡村的带动及反哺作用、承认乡村的地域差异并采取不同应对措施、重视互联网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等等,上述经验启示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农村宅基地整理的自组织何以可能 ——基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视角,采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以浙江省的典型实践为例,探讨农村宅基地整理的自组织模式产生的原因,为因地制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提供学理支撑和路径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1）农村宅基地资源规模和农户数量的化整为零可以减轻自组织宅基地整理的阻力;（2）具有充分的社会资本积累和积极有为的村庄领导者的农村社区以及自愿性和利益一致性较强的农户群体倾向于采用自组织模式实施宅基地整理;（3）自组织的宅基地整理还离不开符合地方实际的决策制定、行为选择、信息沟通、成本—收益分配等规则。研究结论：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农村宅基地整理的经验证据,印证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自组织模式成因的经典论断;实践中可以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户结合自身特征,适应好或利用好宅基地资源条件、农村社区特征和起作用的规则,以自组织模式推进农村宅基地整理。     

村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与进路——基于3个典型案例的研究

本文选取3个农民自组织作为研究案例,这3个农民自组织分属于治理现代化处于不同阶段的3个村庄,具体分析其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的现实逻辑。基于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分析指出,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沿着组织及其成员经济利益最大化、村庄治理权力和治理地位的获取、组织公共精神培育及村庄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推进。村庄应基于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及进路,采取选择性激励方法,激励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Land-Use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lace-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rapid urbanization, most villages in the world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Few studies explain how villages evolve dynamically because of ignoring villages’ internal connections. By focusing on land-use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eory of place-making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With the case study of Yuanqianshe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rural post-productivism transformation, place-making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rural rich resources through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ooperation. In this process of place-making, villagers become leading actor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have irreplaceable roles. The case study shows that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can be coordinated in the process of place-making, which lay a foundation of harmonious neighborhoods for the land-u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place-making ultimately brings about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We suggest that incentive policy like the Substitute Subsidies with Rewards and rural planning should be adopted to help villagers further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wards post-productivism.     

面向SDGs的村镇可持续发展质量评估*——以杞麓湖流域为例

[目的]科学测度村镇尺度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识别发展类型并提出优化建议,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农业农村发展。[方法]面向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村镇尺度的可持续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并通过2012—2016年杞麓湖流域7个村镇的发展质量统计数据,研究其空间格局及演变趋势。[结果]杞麓湖流域村镇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同子系统之间仍有显著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子系统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根据经济、社会与生态子系统的分异规律,可将杞麓湖流域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结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重点发展正协同效应较强的目标,从而对不同类型的村镇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引导。参考联合国2030年SDGs制定村镇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有利于对区域发展进行客观评价,并促进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