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流动性代际差异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工调研数据

本文依据江西调查样本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性别、家庭负担、打工是否压力大、总收入趋势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婚否、土地流转意愿、离职综合因素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影响程度也有较大代际差异。     

移民搬迁对林区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基于川西高山林区水电工程移民的调查数据

川西高山林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更是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和移民安置区。区内水电移民搬迁农户发展面临着自然环境约束和增收致富的双重挑战。文章基于川西高山林区8个县的430份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从家庭生产要素配置角度,实证分析了水电移民搬迁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并系统讨论了农业、林业和非农就业对移民搬迁增收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迁入地非移民户相比,水电移民搬迁家庭年人均收入高出5838.78元,增幅为38.90%。在农业生产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减少0.02公顷,农业从业人数占比减少8%,年人均农业收入减少5113.63元;在林业生产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人均林地面积减少3.78公顷,林业季节性劳动力投入总天数增加47.76天;在非农就业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了12%,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3645.81元。（2）异质性分析表明,与非产业园区安置方式相比,产业园区安置方式对水电移民搬迁家庭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从拓宽水电移民搬迁农户的增收渠道、加强安置区产业发展以提高就业带动能力、完善搬...     

社会工作赋权视角下非自愿移民的公众参与

通过梳理社会工作赋权理论及实务途径,提出从个体、组织、环境3个层面赋权的分析框架,分析赋权取向的社会工作介入非自愿移民公众参与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工作赋权视角建构提升非自愿移民公众参与能力的实现途径,认为在个体层面应为非自愿移民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在组织层面应通过培育自组织和借力外在组织帮助非自愿移民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在环境层面应改善非自愿因公众参与的群体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以使非自愿移民与环境形成良好的互构。     

谁迁移了--自愿移民的搬迁对象特征和原因分析

本文以宁夏西吉县和云南沧源县的自愿移民为例,分析搬迁农户的特征和原居地的发展情况,发现自愿移民中目标瞄准偏离的现象同样存在: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社区和同一社区中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户获得了搬迁,并在安置地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发展,原居地的居民生活状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文章还从农户生计特点和政府行为特点两个层面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非自愿移民致贫机理与减贫路径研究综述

非自愿移民贫困已成为深刻影响家庭生计、社区重建、社会稳定的特殊问题。以制度结构论、文化心理论、网络资源论为分析框架,对非自愿移民致贫根源与脱贫路径的相关成果进行系统归纳和梳理,识别出政策设计及执行、心理调适及融入、资源动员及整合等3项影响移民贫困的关键要素,指出应当构建起政府、移民、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挑战在于非自愿移民贫困的测度困难和治理滞后,因此加强跨学科比较的理论研究和精准化治理的实践探索是未来重点方向。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分析框架,并利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优化生计结构,促进他们的生计模式向非农转型。移民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传统农林种植活动和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但对提高其家畜养殖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集中安置方式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和其家畜养殖收入,但对农户参与外出务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之比较

非自愿移民对我国社会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其安置模式亦成为关乎社会和谐的复杂性难题.因此,按照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深入比较各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优劣利弊,从中总结深刻的经验教训,以期更加理性地权衡和选择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水电行业非自愿移民政策——国际经验与老挝实践

针对近年中国企业在老挝投资开发水电项目面临非自愿移民政策解读和执行困扰,采用文献回顾、政策比较分析的方式对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和老挝非自愿移民政策的内容和要求进行深入解读和比较分析,剖析三方政策的异同点,重点介绍老挝非自愿移民实践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并针对以上述问题对中国企业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水电企业非自愿移民工作的风险——基于水电移民政策与实践差异性

基于水电工程实践,从前期准备、移民安置实施、收入恢复3个阶段对国际水电非自愿移民风险机理进行探讨,认为中国水电开发企业应加强全阶段的风险识别与评估,尊重当地政策规范与国际惯例要求,增强服务移民的意识,建立可持续的利益共享机制,减缓非自愿移民风险。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中国21世纪初逐步建成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为准实验,将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数据和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相较于男性子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女性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更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低学历父代的外出务工时间和外出务工收入,有助于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提升;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子代外出务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政策变量效应评价分析

地质灾害防治政策法规评价是对地质灾害防治政策及法规实施之后的效果与作用进行检测的一种必要手段。为合理地评价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政策法规的效应,选取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作为出发点,运用生产函数建立评价模型,将相关政策与法规统称为政策变量,对其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1)由于法规的滞后性和长期性,使其不能化解地方政府在具体的地质灾害防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政策因素对地质灾害防治有显著作用;(3)地质灾害防治体系中法规因素是基础,政策因素是政府在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手段,政策因素可以弥补法规因素中的不完善。因此,应完善法规制度并重视预防工作。     

小麦收获损失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1135户小麦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是节约资源、增加粮食供给的重要手段,但是,已有研究对粮食田间收获环节的损失问题关注不足。对此,本文基于全国16个省份1135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不同地区小麦收获损失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全国小麦平均收获损失率为4.715%,但不同省份之间损失率差异较大。其中,陕西、青海和新疆等西部省份的损失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中国小麦收获损失较高。50.57%的农户小麦收获损失率低于3%,20.79%的农户损失率在3%～5%之间,28.64%的农户损失率大于5%。第三,异常天气、虫害、赶种下茬作物以及过晚收获对小麦收获损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小麦种植面积、品种和机械收获对小麦收获损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农户更精细的收获作业和较高的粮食损失认知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小麦收获损失。     

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文章利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分析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相对变化率。然后采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定量揭示了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基于CHARL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力量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隔代照料和代际赡养已经成为现代家庭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组结果显示,其一,隔代照料对农村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略低于城市户籍祖辈;其二,隔代照料对55岁及以上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加,其边际效应呈阶梯型增长趋势,但对55岁以下祖辈的影响不显著;其三,隔代照料对不同居住安排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对与子女同住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大于不与子女同住的祖辈。     

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形成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2)政策性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3)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住房状况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中间机制之一,即住房状况的差距使得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0县农户调查资料

本文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农民总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其中,农民对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满意度最低,对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呈现东、中、西部递减的趋势,但同省内部各县农民的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小。进一步建立农民主观福祉模型,结果表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人均纯收入、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采用定点堆放垃圾与管道排放污水的生活方式、在村里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均有助于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状况。此外,与年纪较轻者、已婚或离异者相比,年龄较长或未婚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更高。而遭遇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抑郁等因素对提高农民主观福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风险与保障: 基于农村养老问题的一个实证分析

在养老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和城镇养老保障日趋完善的今天,我国农村基本上还在依赖着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土地养老方式。实证研究却发现,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对疾病风险的担心来说,农民在自己的养老问题上并未像许多学者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养老保障传统,在于他们对国家和社会解决养老保障的极小预期,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相对于其他一些即期风险来说,养老风险是很多农民管不了的问题。这一结果可以解释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合理与长期缺位,同时也能说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已形成的一种对农民的社会排斥。     

农民外出务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沈阳村级层面的调查

本文利用沈阳市4个县区162个村的调查数据,基于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着重从村级层面考察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积对村民外出务工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村人均种植业收入的增加、村级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外出务工;村行政管理成本的提高而办事效率的低下极大地促进了村民外出务工;当地政府免费组织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减少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村民在农业生产中采用先进技术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不显著;村内乡镇企业和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吸引农民本地就业的拉力因素.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素养测评框架(PISA)的基础上,结合金融素养测评的三大经典维度、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村居民的实际特点,从基本金融知识认知、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等6个方面,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利用湖北和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际测评,分析了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这一结论与国际主流观点相符,且在上述6个方面的得分差异较大;受教育程度、非农程度和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男性、参加过学校金融教育或社会金融培训和50~59岁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父母是文盲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对个人金融素养没有显著影响。     

半城市化对中国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考察中国半城市化现状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半城市化水平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半城市化水平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成明显负相关,半城市化程度越高,农村土地有效利用就越低。研究结论:半城市化现象的突出后果就是土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即农村人口的减少并没有带来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基于此,提出在半城市化背景下,要改变土地利用水平不高的问题,其前提是解决好城市化中的农民工问题,要让只是名义农民的农民工真正进城,实现农民工权益保障与农村土地配置优化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