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息传播中"知沟"现象的可能性及防范对策

本文基于“知沟”假说理论，从信息供给方和信息需求方形成条件，分析了在我农村各阶层居民中“知沟”现象产生的可能性。结果表明，在目前我国媒介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宏观环境下，不同社会信息主体之间信息活动条件的差异性必然导致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村各阶层知识差距的存在和扩大。缩小农村各阶层之间的“知沟”，政府必须从信息供给者和需求者双管其下进行治理。     

农业信息社会化服务结构性失衡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愈来愈迫切需要市场信息的扶持.文章以新疆10个县28个乡为调查研究区域,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特征研究影响农业信息服务内容供求结构性失衡的因素.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信息内容失衡程度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降低农户所需要的农产品价格、供求方面的信息失衡有显著影响;汉族、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和家庭社会关系越多,对降低信息服务内容失衡有显著影响;手机、联网电脑等新兴媒介对降低农户信息服务失衡无显著影响,而传统媒介电视仍在农户搜集信息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作用有限,合作社和农民信息协会在失衡影响因素中表现并不显著,这表明现有信息服务体系仍不健全,政府应根据农户特殊需求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平台,并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通过分析发现:政府需要在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加大信息供给强度,引导信息服务市场化;完善农户信息需求表达机制,针对农户的需要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丰富服务方式,完善手机、电视、网络等平台为农户提供信息;完善农村信息供给渠道,增强合作社、农民信息协会提供信息服务的功能等建议.     

农业信息社会化服务结构性失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10县28乡(镇)784个农户的调查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愈来愈迫切需要市场信息的扶持。文章以新疆10个县28个乡为调查研究区域,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特征研究影响农业信息服务内容供求结构性失衡的因素。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信息内容失衡程度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降低农户所需要的农产品价格、供求方面的信息失衡有显著影响;汉族、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和家庭社会关系越多,对降低信息服务内容失衡有显著影响;手机、联网电脑等新兴媒介对降低农户信息服务失衡无显著影响,而传统媒介电视仍在农户搜集信息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作用有限,合作社和农民信息协会在失衡影响因素中表现并不显著,这表明现有信息服务体系仍不健全,政府应根据农户特殊需求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平台,并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通过分析发现:政府需要在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加大信息供给强度,引导信息服务市场化;完善农户信息需求表达机制,针对农户的需要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丰富服务方式,完善手机、电视、网络等平台为农户提供信息;完善农村信息供给渠道,增强合作社、农民信息协会提供信息服务的功能等建议。     

农村各阶层"知沟"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永安市的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以福建永安市17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农村各阶层之间是否存在“知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各阶层中,健康卫生议题不存在“知沟”,而政策性议题存在“知沟”。政策性议题“知沟”的产生是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接触报纸和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知沟”有正的影响,经常进城反而有负的影响。在农户的个人特性中,年龄对“知沟”的影响呈“U”型关系。     

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策略的多样化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自主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无序多项选择模型探讨了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为了克服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分析。研究表明:(1)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并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于兼农型,现代媒介使用频率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2)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杂志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与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电视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报纸媒介、互联网媒介(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及家庭经济水平等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3)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依然促进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浅论家庭功能的理性回归——基于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弱差异性的实证研究

在对贵州省毕节试验区12个山村673位儿童、155位家长（监护人）以及86位教师和村镇干部的调查中发现，贫困山区农村家庭基本保持着淳朴的原生态，“留守儿童”在学习力、心理承受力、生存环境、饮食状况等方面，和该地区其他孩童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山区农村家庭呈现重生养功能轻教育功能、重经济功能轻情感功能、重权力功能轻保障功能等特征。家庭功能的理性回归优于建设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学校。家庭情感功能的不可代替性决定了家庭功能的理性回归是解决贫困山区“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     

传统农业地区的知识扩散——山东省陵县调查

作者认为,知识扩散为社会转型提供意识形成动力和技术动力,欠发达地区农村知识传播有3种途径:学校教育、媒介传播、口述文化;并具体分析了3种传播方式的传播特点,覆盖的社会阶层以及影响力;各种报刊在县、镇及农村的发行种类、零售量以及消费群体;农民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视剧的社会文化背景;口述文化对于农村人际互动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在生活中形成不同的口述文化圈中口述文化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据此,作者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中的知识传播方式是传统社会结构、生活条件与习俗的产物。     

农村流动儿童影子教育参与及其对我国教育结果均等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3—2014年CEPS基线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村流动儿童与本地城镇儿童影子教育参与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采用2SLS工具变量法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IVQR),考察影子教育对农村流动儿童与本地城镇儿童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家庭资本匮乏使农村流动儿童的影子教育参与率显著低于本地城镇儿童,但影子教育对农村流动儿童和认知能力较弱者的促进作用更大,说明影子教育具有"补差"作用,可以缩小儿童发展能力的城乡差距。此外,优秀的师资、优良的校风和高质量的亲子交流,也可以缩小儿童发展的城乡差距。弱化农民工家庭影子教育投资的预算约束,增加农村流动儿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是我国城乡教育结果均等化的重要策略之一。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家庭农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利用全国主要省份1742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会降低家庭农场务农人数比重,促进家庭农场劳动力转移;使用电脑上网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使用手机上网可以显著地促进家庭农场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目前没有使用手机上网的家庭农场如果开始使用手机上网,其非农就业人数比重提高幅度更大;只有同时使用电脑和手机上网对自主创业的正向效应才是显著的。因此,本文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农村互联网普及率、鼓励上网方式多元化以及对有需要的家庭农场给予购置互联网设备补贴等建议。     

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知识是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中的配置。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地区经济较好的农村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农村居民自有住房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自营工商业有助于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增加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福利,增加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可视化设计在皖北非物质文化中的应用研究

新媒体背景下人们接受信息大部分是通过电视、电脑、手机等终端媒介,而皖北地区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只是通过照片、视频等没有经过视觉再设计的简单信息去进行保护和传播,这些没有经过再设计的信息很难被现代人们所吸引,如果皖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停留在原有的形式上,必然导致皖北地区文化生态的不完整不稳定。所以把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运用到皖北地区非物质文化中去,让人们能更方便和高效地获取皖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从而起到对皖北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作用。     

互联网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上网的农村家庭比不上网家庭的创业概率高3.83%。同时,网络还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创业收入,这些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分组结果表明,网络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和户主年龄在40岁以下家庭的创业意愿具有更强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网络便利了农村地区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这表明,积极推动农村互联网建设,使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产生叠加作用可以缩小城乡鸿沟,推动智慧农村建设。     

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考察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并系统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在新生代子女中开始有所改变,即无论是从经济支持,还是从生活照料这两方面来看,女儿和儿子之间的行为差异大幅度缩小,且差异已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地区以儿子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虽未彻底改变,但也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剖析影响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机制发现,女性地位提升和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促使女儿提供了更多养老支持。同时,传统性别观念弱化也对女儿养老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村老年父母对照料需求的增加以及女性家庭照料上的角色优势,显著地增加了女儿的生活照料作用,但在提高经济支持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关注“知识贫困” 促进农民增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表面上看,与资金短缺、种粮效益低、农民负担过重等因素直接相关,但深层次原因则是农民的“知识贫困”,所谓“知识贫困”,是指获取、交流、掌握知识的能力的缺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农村中长期存在的农民“知识贫困”的反映。【知识贫困导致两个留不住】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弱就弱在素质上。据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5。目前全国青壮年农民中,多数劳动力是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文盲…     

中国农村儿童健康：家庭及社区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200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村儿童健康的家庭环境及社区环境因素,并着重探讨了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以及卫生医疗服务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儿童的健康状况。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儿童健康状况的改进主要依赖农户家庭经济和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改进,而农村社区卫生医疗服务的投入并没有对儿童健康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目前,中国农村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家庭在获得社区卫生医疗服务上存在不公平性,社区卫生医疗服务非但未能有效保护农村弱势家庭儿童的健康,反而有扩大农村内部儿童健康状况差距的作用。     

媒介融合下电商直播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研究

当今，“融媒体”正逐步发展，电商直播已成为主流信息传播方式之一，通过“直播+媒体平台”展示、推荐、售卖农产品，促进了农产品的流通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文章结合融媒体时代电商直播带货现状，分析了媒介融合下电商直播的特征以及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媒介融合下电商直播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以期实现乡村经济繁荣稳定，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     

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基于产业集聚角度的实证分析

针对近年来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不断扩大的现实,本文从产业空间集聚的角度出发,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农村中小企业第二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共同影响着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产业集聚与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入手,促进农村中小企业产业集聚,从而缩小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     

“无名英雄”：隔代照料对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包括工具变量法在内的多种内生性处理方法,实证研究隔代照料与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提供隔代照料总体上有助于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28.2%、平均每周非农劳动时间延长14.52个小时。异质性分析发现,隔代照料对年龄在30～39岁、初中学历的农村育龄女性的影响效应最大;较“离土型”农村育龄女性而言,隔代照料对“离乡型”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积极作用更大;隔代照料对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效应随儿童年龄的增长显著降低,对有0～2岁学龄前儿童的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最显著;隔代照料对东部地区的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效应最大,西部次之。据此,本文提出鼓励家庭支持体系构建和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并行、依据不同女性群体特点完善女性就业保护制度以减轻农村女性幼儿照料负担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已全面摆脱绝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统筹考虑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能够为巩固脱贫成果、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具多样化的思路。作为能够有效兼顾二者的途径，网络扶贫在贫困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CFPS(2018年)数据，用Probit模型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改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显著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促进电商参与，降低金融排斥”以及“促进非农就业，丰富收入来源”是互联网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与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本文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细分、专业化脱贫地区的互联网基础建设，拓宽互联网知识普及与应用的广度并挖掘其深度，使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发挥更大效用。     

农村中小企业出口贸易的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测算及分解地区差异的方法,对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中小企业的出口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且呈现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差异的产品构成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地区差异最大,其次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再次是资源密集型产品;从差异的区域构成看,除了中部地区的出口差异有所缩小外,东、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差异都不断增大,四大区域内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区间差异的贡献。同时,笔者对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就如何缩小农村中小企业出口贸易的地区差异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