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村社共同体:“双过半”困局与村委会选举制度再设计

双过半是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关键程序,但随着村民流动日益加剧,它越来越难以实现。选举保有村社共同体并强化其治理的功能也日益丧失。本文论述了选举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村民流动对村社共同体性质的影响以及选举的双重功能,提出村委会选举具有共同体优先旨向,并据此提出了走出双过半困局的村委会选举制度设计方向:将两个过半的分母统一设定为登记选民全体;因村而异设定参加投票人数标准和当选所需赞成票数标准,参加投票选民数量应尽量接近选民全体而非仅仅过半,赞成票数则不一定要超过选民全体的一半;同时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标准因村而宜。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使村委会选举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保持协同,共同推动新的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     

浙江德清“乡贤参事”与象山“村民说事”的模式比较

<正>“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合的乡村治理实践在前几年已取得很大成效,可以应对早期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低效能、空心化、法治边缘化等问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系统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以往的治理过程中“自治”与“法治”双规运行,但缺少协商机制,难以合并渠道,     

脉脉温情难复归?半熟人社会与乡村共同体的嬗变

中国传统村庄可以被视为多重功能复合的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显著嬗变。其中聚居共同体由于人口流动受到影响,经济共同体遭到传统经济结构解体威胁,政治共同体随着村庄权力格局变化而变化,文化共同体则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找寻着新的定位。以上变化并非预示着乡村共同体也会遵从“现代化—传统消弭”逻辑而走向消亡,半熟人社会公私边界日渐分明、工具理性倾向明显、社会资本总量减少等诸多特点有助于解释乡村共同体的嬗变机制。国家力量下沉、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为乡村共同体重建和复兴提供了乐观前景,乡村共同体依旧有其延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新时期村庄“协同治理”模式特征与价值分析——基于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的考察

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农村治理有其显明特色。文章通过对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协同治理"的模式,该模式是基层政权悬浮和村级自治能力弱化的产物;是应后税费时期乡村发展困境、乡村关系转变而产生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协同治理,分流行政与自治,实现治理对服务的强力支撑,推动村庄公共事务的统筹治理,从而有效降低村庄治理成本,改善村庄社会关联,拓展乡村治理空间,实现村庄治理的有效创新。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乡村振兴视角下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研究——以四川省实践为例

以工代赈是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赈济的一项扶持政策。近年来,四川省率先探索以工代赈村民自建,建立健全政策体系、组织架构、项目管理、监督指导等全套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新的示范路径。未来,可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引导更多农民加入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公共财政运作中的村民参与——以浙江省义乌市D村的旧村改造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D村的旧村改造为例，考察了旧村改造过程中村庄的公共财政政策以及公共财政的运作过程，透视了村庄公共财政运作过程中的村民参与方式，分析了村民参与财务管理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     

不同乡村治理模式下的村民及其治理——从“人”的视角出发

乡村治理的传统模式--"乡政村治"在二十多年的运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理论界与实践操作才均已在创新乡村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但是,乡村治理水平始终难得到本质上的提升,本文选取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具体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全面分析和重新认识乡村治理中的"人"对于把握我国乡村治理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并于理论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事一议”制度的运行机制与适用性研究

本文运用纳什均衡及嵌套博弈理论对一事一议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只有在满足熟人社会和村民在选举中真实表达偏好两个假说的基础上一事一议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利用沈阳市118个村书记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一事一议制度的适用性进行了经验研究。分别利用计数模型中的零堆积负二项回归模型和零堆积泊松分布模型分析了一事一议制度对生活性村级公共投资与生产性村级公共投资的影响,发现一事一议制度对村级生活性公共品的影响更显著。建议在政策上要规范村民选举制度,扩大村级生产性公共品的融资渠道,形成多主体村级公共品的供给模式。     

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以广西河池市“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为例

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是广西河池市对于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该模式所创造的引、放、议、评四步工作法抓住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创新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该模式表明: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前提下,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     

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以云浮市为例

现有的留守妇女问题解决路径存在诸如时效性针对性差、综合资源不足、职能错位等问题,而云浮市的村民理事会在解决留守妇女问题上却具有相应的潜在优势,这为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解决留守妇女问题提供了可能。要想把这种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村民理事会应该在人员构成、组织建设、资源赋予等方面做出变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两委”班子面临的基层治理困境与对策——以江苏省J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为解决“三农问题”所提出的战略规划。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文章以农村基层“两委”班子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两委”班子面临的基层组织队伍力量薄弱、劳动力外流严重、文化多元化、生态治理空间纬度高的问题,伴随组织队伍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困境风险,提出基层“两委”班子面对困境应当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建立人才招引政策,推进乡村经济稳步发展,树立乡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社会环境治理能力。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对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探索和思考——以宾川县力角镇新房子村民小组为例

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     

赋能型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有效实现方式——以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提出“赋能型治理”,即通过深入挖掘、灵活应用治理资源,激活治理要素,激发和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内在活力和能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赋能型治理将重要治理要素赋能相应治理主体,以党建引领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合力;以载体创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协同建构;以技术运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整体效能;以治理革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高效运转,从而有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型治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力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治理,彰显了基层治理的新趋势。     

“千万工程”在浙江的实践与经验

“千万工程”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萌发的实践基础,是浙江省推进省域先行的生动实践,是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在“千万工程”的指引下,浙江提出并推进了包括“深化环境治理,打造美丽浙江”“激活历史底蕴,书写本土文化”“挖掘特色产业,迸发经济活力”等系列举措,形成了坚定全民立场、坚持绿色发展、发扬系统思维的实践经验,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城中村“美丽庭院”微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以金山区金山卫镇两村为例

位于金山区金山卫镇的金卫村和卫城村是典型的"城中村"。自2019年以来,两个村以"美丽庭院"微治理为主线,探索微更新、微改造,逐步激发村民参与新活力、村庄发展新动能。"微治理"释放新能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成效,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得以满足,获得感、满意度也进一步提升。     

基层地区差异与政策实施——以农村地区“一事一议”为例

本文尝试探索基层地区差异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以及政策实施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中央政府2000年以自愿原则在农村地区推行的"一事—议"政策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并结合广义空间两阶段回归方法,本文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否成功实施显著地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村庄姓氏分化程度越高,实施该政策的可能性越低;村民人均纯收入越高,该政策越有可能顺利实施。同时,政策的实施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经济发达的村庄实施"一事—议"会显著增加邻近村庄实施该政策的概率,并且同一县中人均纯收入较高村庄的空间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人均纯收入较低的村庄。这意味着基层改革具有明显的学习特征而非简单的跟风。最后,基层选举类型及村干部的个人特质对"一事—议"的实施也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本文所获结论可为今后顶层设计改革方案及其实施提供参考。     

让群众说了算——评说资源县以“村民理事会”为主导的“参与式扶贫”

资源县是一个面积仅1961平方公里，辖6乡1镇、74个村（街）委，总人口16．8万人的广西区级贫困县。长期以来，群众靠山吃山，靠政府的补贴过日子，靠国家的投入搞开发，扶贫开发工作举步维艰。     

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拥有的私性文化资源日益丰富,农民的私性文化活动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民个体式的日常文化生活。与之相比较,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却严重式微,特别是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更是走向衰微。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旨,是重建文明健康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重建文明健康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不但可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积极培育农民之间的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增强农村社区内聚力,而且有助于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新一轮整合,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