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权益可及性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证据

务工地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不仅可保障这一群体在务工过程中的身体健康与生存安全,更有利于帮助其通过补齐健康"短板"以提升劳动供给能力。本文在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17年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重点运用熵均衡匹配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对这一群体的城市劳动供给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劳动供给强度上,参与务工地医疗保险可显著缩短农民工的周工作小时数并减轻其劳动压力;在劳动供给效率上,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小时工资率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尤其是医疗保险对其单位时间收益率的提升效应非常明显。此外,农民工健康权益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一定的个体特征差异和分布异质性。     

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

基于劳动者的群体决策特征探讨农民工过度劳动问题，可以为缓解过度劳动创设有效政策干预提供参考。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同群效应角度研究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群体特征和作用机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发现，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同区县农民工过度劳动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工个体过度劳动的概率显著增加0.73个百分点。机制分析发现，同群农民工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社会模仿以及形成的收入渴求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且低学历农民工的过度劳动行为具有更强的导向效应。本文研究证实了过度劳动行为决策的群体性特征，利用同群效应可以实现劳动力市场治理效果的延展性。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基于鄂粤两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950份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经济、社会、心理和综合等四个维度的城市融入指数,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入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投资比重增加,促进作用会随之下降。社会资本质量和层级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层级的作用更加全面。不同的社会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患寡亦患不均：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民工过度劳动

本文以基本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特征为切入点，利用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不同养老保障水平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过度劳动属于预防性劳动供给行为，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过度劳动、重度劳动的概率较大，超时劳动时间较长；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再就业概率较大。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老一代、受雇、从事制造业和高工资水平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稳定收入预期的作用有限，收入预期不稳定促使农民工过度劳动；另一方面，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使外地农民工产生“局外人”心态，由此引发的预防性劳动供给动机致使其过度劳动。本文认为，应适度弥合两类基本养老保险的福利差距，充分发挥养老保障稳定农民工收入预期的作用，以缓解其过度劳动。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房租负担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农民工“效益观”的视角

房租负担日益上升不断压缩农民工的收支剩余,而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融入障碍、户籍制度隔离与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等情况下所具有的"效益观"特性——以追求返乡养老前收支剩余最大化为目标,使其更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以弥补收支剩余的降低。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房租负担上升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其中对家庭负担较重和就业稳定较差的农民工的影响尤为明显;进一步还引起了农民工超时劳动。本文认为,当前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同时,加大对家庭负担较重和就业稳定较差农民工的租房保障,并进一步推进社会融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是推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本文利用五城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非正规部门比重高、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雇佣关系不规范等特征。②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很差，其保障水平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距。③进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和不同雇主类型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家庭化与非家庭化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非家庭化流动相比,家庭化流动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家庭化农民工在工作强度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其次是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入维度,在经济整合和社会参与维度的融入程度较低;年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消极影响,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社会网络对其城市融入也具有一定影响,而是否有稳定的住所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养老保险、定居期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文章基于2013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将城市融入分为城市接纳和个人心理认同两个维度,通过与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比较,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样本中,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都显著促进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分样本中,在打工地拥有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对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养老保险与定居期望交互发现,养老保险强化了城市定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心理认同融入的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收入与工作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城市融入与社会安全感的作用

近年来有关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和心理状态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本研究旨在发掘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农民工个体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并以社会关系理论为基础,研究个体社会安全感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以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四个城市的310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融入程度能积极促进个体生活满意的水平;个体的社会安全感越高,城市融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联系就越弱。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19个城市1436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固定效应Logistic模型,探讨就业质量、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入户意愿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降低农民工入户意愿。新生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和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入户意愿。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隐性因子对农民工归属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数据,检验了隐性因子对农民工归属感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将农民工归属感分为地域归属感和群体归属感分别进行探讨,并针对农民工在打工城市地域归属感明显高于群体归属感的现状,试图找到能够提高农民工群体归属感的因素。通过研究发现,与显性因子相比,隐性因子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群体归属感。由于地域归属感的强势与群体归属感的弱势会造成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的不稳定与不和谐,通过隐性因子调节平衡农民工群体归属感和地域归属感,使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群体,对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最应该关心的是农民工

当前的中国社会,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城市职工、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在这个断层之间,社会最应该关心的是那些被城市化浪潮所吸收但又被歧视的农民工。目前,多数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律规定,劳动环境的安全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要求,还要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中国当前不存在“城市化陷阱”

有人认为,当前的城市化进程过快,＂城市化陷阱＂开始显现。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实在,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业机会少,阻碍城市化吗？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中国的2.53倍。我倾向于按中国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来解释这个差异。调查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粗略计算,如果城市职工普遍这样超时工作,意味着全国减少6000万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