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动与信任对农民参与“新农保”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农保"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农民的参与行为,研究农民参保决策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已有文献对于部分存在于农民群体内部的社会因素以及农民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仍显不足,需要进一步探索。本文根据内生互动影响理论、信任—合作理论建立分析框架,并基于CGSS2010数据建构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研究社会互动、信任对农民参与"新农保"行为的影响,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网络媒体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角色——基于校园霸凌相关政策的多源流模型分析

网络的普及和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传统公共政策议程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媒体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中来。校园霸凌相关政策的出台便是因网民舆论力量的推动将热点社会议题纳入政策议程中来的典型案例。本文从政策议程设置的角度利用多源流模型对校园霸凌纳入政策议程进行分析,通过校园霸凌这一社会议题进入决策者视野并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来探究当前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所扮演的角色。     

社会信任与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基于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的微观证据

基于2009年试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本文借助CFPS 2016年数据,研究了社会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任水平对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比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居民高13.9个百分点。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构建了夫妻双方"对照—处理"拟自然实验场景,研究社会信任水平对夫妻双方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影响,结论再次支持是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而不是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导致了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差异。最后,本文将受访者的利他性评价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社会信任水平是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软环境,良好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     

梯度养老:渐进城市化中的农民养老模式及农地角色分析——一项基于嵌入理论视角的田野研究

强调农地社保的"乡土养老话语"与强调土地流转的"社保养老话语"对农民养老与农地制度改革关系争论激烈.本文以河南省L村一组为田野案例,以动态嵌入为分析框架,审视农民养老与农地制度关系问题,考察当下养老议题中老年农民、农地制度、市场及三代家庭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性增强的同时,老人种地行为更深度地嵌入"渐进城市化...     

民心从何而来?——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信任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参照《村委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基于对1599位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信任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介于模糊信任与比较信任之间,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道德性品质的信任水平高于对其工具性品质的信任水平;微观层面的普遍信任感、社会经济地位、政治效能感,中观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宏观层面的村庄社会整合程度,对提升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水平有显著作用。为此,建议加强基层廉政建设,培育农村中产阶层,促进农民政治参与,培育社会组织并加快社区文化建设,以筑牢国家政治信任的基层"防火墙"。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云南和顺图书馆的案例研究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培育和发展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但已有研究对其生成机制和发展路径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基于文化参与的视角,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云南和顺图书馆为案例进行分析,构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在自发生成阶段,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依赖于乡土社会的内部资源网络及其调适能力,主要是立足乡土服务乡邦。(2)在政府主导阶段,政府逐步加强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管控,并按照事业单位体制建立起科层式公共文化生产分配体系,资源向上集中。这虽然从体制上保障了其有较稳定的经费来源,但同时导致其"悬浮"于乡土社会,与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脱节。(3)在共建共享阶段,以农村居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政府不断优化体系建设,鼓励社会参与,重视各方力量的汇入与整合,建立各方联动的协同机制,提升了综合效益。本文指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基于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民众参与等要素。本文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提供了参照,并对相关政策实践进行了探讨。     

乡村关系网络何以助力政策执行——基于冀北“煤改电”政策执行的个案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主体与政策目标群体的交互过程,其不仅取决于科层体系内公共政策的上下流转,而且仰赖于科层系统外政策目标群体的行为遵循。不同于城市社会,乡村社会中的政策执行往往内嵌于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本文将“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分析框架,对政策目标群体内在关系结构之于诱致性公共政策执行的潜在机理进行理论解析,以解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助力诱致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内在机理主要表现为：熟人关系网络及建构于此的人际信任在意见领袖的作用下不断向政策信任转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信任关系所内含的信息扩散机制与信息补偿效应助推政策目标群体的行为遵循,从而推进政策落实与政策变现。该机理始于对诱致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建立在政策预期效用与乡村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并以乡村精英的治理转型为其运作的关键支撑。     

农地整治项目农民参与行为机理研究——基于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

本文基于社会学角度运用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对农民参与农地整治项目的行为机理进行研究,构建影响农民参与行为的"自主因素"与"嵌入因素"分析框架,并利用湖北省农地整治项目区实地调查数据加以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参与行为嵌入到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导致其行为决策受到"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的双重约束;项目特征和参与者特质构成的"自主因素"与村庄特征、社会资本网络、政府支持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因素"均对农民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网络是影响农民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体现了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行为的强嵌入性。     

产业链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亲环境行为研究

农业经营者的亲环境行为对改善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生态缺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两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其在农业经营过程中的亲环境行为。研究发现:合作经济组织在生产过程中能够注重种养方式对土壤、水域的影响,亲环境行为在市场引力和自我推力的作用下明显。同时,合作经济组织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影响。基于此,论文提出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市场需求的拉力和政府政策的推力下,具有显著亲环境行为,且实现了生态效应与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三维协同。最后,本文提出,政府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一部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投入一部分,农户支付一部分的"三分"法,以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亲环境行为。     

我国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业——基于694个农户的问卷分析

如何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已日益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离不开农户的参与,了解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出真正符合农民要求的政策与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全国部分农户的问卷调查资料为研究对象,研究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促进和鼓励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村社包干: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有效路径——基于对广西星村的经验考察

资源下乡背景下,部分农民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不合作行为是阻碍村级公共品得到充分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实地研究发现,项目落地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造成破坏,形成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落地成本",农民不愿承担这一成本是其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根源。广西星村的经验表明,通过转变资源下乡形式、调整基层治理单元并强化规则供给,可以建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村社包干"模式。该模式能够重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并激活基层民主,从而有效激发农民承担"落地成本"的意识与意愿,实现对农民不合作行为的有效治理。"村社包干"模式的提出为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公共品供给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农业产业化中农民合作行为解构:逐利诉求与伦理结构的互嵌

伴随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成为趋势,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持续推动下,城乡间的社会联系与经济合作增多,以此为基础的农村人际交往模式与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的熟人社会圈子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产业性质与乡俗性质共存的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本文主要对身处其中的农民合作行为进行经济与社会双重视角的解构。研究发现: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下的合作选择是综合性的,既有经济因素驱动下的主动行为(如契约和逐利),也有在传统社会要素潜移默化下的牵引与延续(如道德与面子)。通过对农民现实行为的学理剖析,从而积极探索现阶段农民合作行为的政策调适,在新型乡村社会关系这一新的历史场景中,剖析理解农民产业参与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压力,进而优化农业产业链的平衡生态结构。     

我国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基于694个农户的问卷分析

如何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已日益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离不开农户的参与，了解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出真正符合农民要求的政策与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全国部分农户的问卷调查资料为研究对象，研究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促进和鼓励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学视角再审视

研究目的:审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典型案件,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提供法制化改造路径。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司法理论上,现行《物权法》、2004版《土地管理法》以保障农户生存发展权为立法原意,虽将宅基地使用权认定为用益物权,却限制了宅基地收益权能的实现。2019版《土地管理法》虽允许宅基地有偿退出与盘活利用,但框定受让范围与主体也扼制其收益权能的变现;司法实务上,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纠纷的裁判结果趋于一致,而农民渴求土地变现并自发流转宅基地的行为,往往会跨出司法审判严格框定的允许范围。研究结论: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彰显宅基地私益财产属性的可行路径,在立法技术上亟待将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言语转换为法律语言,进而在农民集体、农民个人及社会主体间形成三权兼顾的清晰配置格局。     

双层多方博弈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机制研究——基于5省93个样本村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层面建立双层多方动态博弈模型,对中央政府、县乡政府、农民组织化、第三方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合作供给机制进行研究,并依据湘、鄂、赣、贵、粤5省93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对多方动态博弈模型的策略选择进行验证性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村公共产品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博弈中,中央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县乡政府在合作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农民和第三方的策略选择主要依据县乡政府的行为而确定。农民谨慎欢迎第三方投资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第三方选择有利可图的项目投资农村公共产品,并有与基层政府"合谋"的动机。     

差序格局、地域拓展与治理行为:东进农牧公司案例研究

本文以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东进农牧公司为例,探讨了中国社会文化因素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合作的影响。在本案例中,这种影响通过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体现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各个方面:东进农牧公司与合作农户之间呈现出正式的合约治理和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并存的局面,并且其关系治理呈现出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而正式治理也体现"核心合约"和"边缘合约"并行的差序化特征;差序格局等社会文化因素在企业地域拓展过程中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实践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巧妙结合有助于保障企业与农户合作的顺利进行。     

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维权手段与途径

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还在维护农民政治权益、保障农民的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影响农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与政府部门沟通与合作的方式.     

湖南省M市C镇S村土地问题引发的思考

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争论也一直存在。本文的案例中,历史原因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性引发了保护耕地"红线"与保障"民生"之间冲突,也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通过调查研究,针对该案例所呈现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完善我国现有土地法律体系,改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解决土地规划滞后问题,实施有效的法律保护;改进基层国土监察工作以及可以考虑发挥农民自律合作组织的作用。     

基层政府治理“内卷化”背景下农民享有公共产品权益保障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八省区的实地调查

基层政府的"公司化"运作、政策执行的运动性以及权威的弱化与分割等是其治理"内卷化"的具体表征。通过八省区实地调研,本文分析了在治理"内卷化"背景下与农民权益相关的生产性与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指出基层治理"内卷化"不但造成农民权益难以实现,更拉大了农村社会的贫富差距。非正式权力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引致基层治理混乱与社会"灰化",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多维视角下保障农民享有公共产品权益的结构性安排。     

人类学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已婚妇女新休闲：走出家庭迈向广场

农村广场舞逐渐成为乡土社会的"新休闲",代表了乡民生活的新时尚。本研究以"家庭"为切入点,采用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广场舞这种新生活方式所凸显的当代乡村家庭生活变迁进行厚描。研究发现,当代农村广场舞女性舞者面对来自父系家庭和乡土社会的双重阻拦,而父代与子代核心家庭的联合分工让部分已婚妇女能够处于"有闲"的生活状态。儿童家庭辅导的社会化运作,农村妇女们在主观层面上对向上社会阶层的追求,推动她们走出家庭,取得对家庭和乡土社会的双重抗争胜利。此外,模仿、实践与展演方式下重塑的农村休闲理念是当代农村已婚妇女在这场变革中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