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上网的农村家庭比不上网家庭的创业概率高3.83%。同时,网络还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创业收入,这些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分组结果表明,网络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和户主年龄在40岁以下家庭的创业意愿具有更强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网络便利了农村地区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这表明,积极推动农村互联网建设,使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产生叠加作用可以缩小城乡鸿沟,推动智慧农村建设。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农户消费

本文首先借助地位关注理论解释收入差距对农户消费的作用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0~2014年调查数据构建平衡短面板做差分回归,通过区分当前和潜在社会资本,研究社会资本在收入差距影响农户消费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不论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是城乡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扩大均会显著挤压农户消费;(2)当前社会资本可能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而非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户消费的挤压,引入地位性消费后仍然如此;(3)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农户积累潜在社会资本的必要性较高,农户消费受收入差距的挤压更为明显,地位性消费占比更高,从而改变农户消费结构。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降低潜在社会资本存在的必要性有助于降低地位性消费,优化消费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创业能减少农村返贫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从返贫的视角研究了创业与农户贫困的关系。鉴于被解释变量农村返贫率是典型的受限数据,将使用面板Tobit模型和两部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近年来返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比例不断攀升,由2004年的18.18%大幅增加到2013年的52.25%。农村创业率和创业收入均能显著降低返贫的概率,具体而言,创业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农村返贫率减少0.76%。创业收入每增加10%,返贫率减少0.10%。此外,村集体固定资产、以及初中和高中学历劳动力均对农村返贫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鼓励农户家庭创业,特别是提高创业成功率和增加创业收入,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阻断返贫发生至关重要。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对标对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文章从微观农户视角通过数字乡村整体架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数字乡村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Kakwani指数上升0.0010。（2）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使收入差距提高了0.0009,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3）异质性分析还发现,通过数字乡村建设,非林区农户年人均纯收入增加0.0187万元,非林业生产户年人均纯收入增加0.0656万元,两者增收效果更明显。（4）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精英俘获,高学历农户和高社会资本农户年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0.0496万元和0.0267万元,不利于弱势群体分享数字乡村建设红利,带来了严峻的收入分化问题。（5）机制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使高收入农户的农业生产发展增加1.5457万元,非农就业的概率增加0.1427,从而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根据研究结论,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健康有序发展,补足乡村...     

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省延安市513个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生态脆弱区多维贫困的产生原因及影响机理,对农村地区减贫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为例,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Probit、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农户贫困发生率较高,37. 82%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25. 93%的农户收入维度贫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均对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识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声望对多维贫困识别影响显著,但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不显著;总社会资本量能显著抑制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和减轻贫困程度。此外,家庭成员是否居住在一起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相对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更易产生贫困缺失。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农村电商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要素流动和支出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17年的全国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下,农村电商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电商政策减小了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了农民增收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该政策在非贫困县、东部地区、ICT水平较高以及二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更具有显著作用。本文从资本和人口要素流动,以及政府主导下的财政资金支出视角对农村电商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机制解释,并发现各财政资金规划用途间的互补与互斥现象。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应持续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合理安排资金用途,发挥电商农户的创业带动效应,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农村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人力资本、家庭融资与农户创业决策——基于CFPS7981个有效样本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农村地区,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稀缺的金融资本往往制约了农户的创业决策。本文以静态职业选择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家庭融资对农户创业决策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采用CFPS2016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家庭融资对农户创业决策的直接影响和联动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受访者的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工作经历以及家庭正规和非正规融资的规模,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扩大外部融资规模对人力资本水平不同农户的创业决策影响不同。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户来说,外部融资支持政策对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不大。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收入差距对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来自浙江省农村的证据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源于人们寻求社会地位而消费储蓄的动机。本文利用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纯收入后,收入差距对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仍然有显著影响,基尼系数每下降0.1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增加23.7%。这期间基尼系数由0.398降至0.327,可以解释浙江省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增加的8.13%。同时发现收入差距对农村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但对农村老年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却明显大于年轻家庭。     

劳动力流出后“剩余土地”流向对于当地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利用浙江、安徽两省四县的农户调查数据,以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转入土地面积的影响因素;运用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比较了不同地区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机会和家庭财富水平对农户转入土地面积分别具有显著的反向和正向影响。在经济发达、土地单位收益高的地区,土地倾向于流转到高收入农户手中,可能会扩大当地农户的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土地单位收益低的地区,低收入农户更容易获得转入土地机会,当地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得到改善。     

土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不平等——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可能会对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土地确权-要素配置-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并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运用RIF不平等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且对中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远大于高收入农户,从而降低基尼系数,改善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农户间收入达到均衡,缩小收入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贷发放的规模偏向,土地确权的信贷效应也会扩大农户间收入差距。因此,为实现共同富裕,应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益、加快完善城乡要素市场、深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金融多样性、创业选择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从个体创业角度,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研究农村金融多样性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多样性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促进农户创业是金融多样性改善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基于创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雇主型创业、涉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自雇型创业、非农创业和发展型创业在这一机制中发挥了更强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产生原因,发现农户大规模创业主要通过风险管理效应降低风险脆弱性,小规模创业能够同时通过风险管理和收入增长效应缓减贫困脆弱性;发展型创业则在收入增长、风险管理和资本积累效应上都优于生存型创业。本文结论表明推动农户创业是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来自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证据

收入差距的持续上升会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宏观政策、社会稳定等渠道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展开，本文则基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背景提出理论假说，认为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会抑制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后发现，第一，村内的收入差距确实与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负相关；第二，利用农村税费改革作为工具变量解决了村内收入差距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村内收入差距对村民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中国21世纪初的税费改革降低了村内的收入差距，进而提高了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除了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收入差距，还有必要关注局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本文还为全面评价农村税费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     

互联网使用、收入差距与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探讨数字乡村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关系,对实现农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差距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水平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在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东部地区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群体中表现更突出。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技术下沉、加强农户对互联网使用的技术培训,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制定环境治理规则的差异化推进方案。     

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再审视——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视角的分析

本文研究引入心理账户理论探讨社会养老保险如何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并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区分缴费型与非缴费型两种养老金收入,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领取缴费型养老金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没有显著影响,而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会显著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但对农地转出规模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基于心理账户理论的机制分析发现,相比于缴费型养老金带来的收入效应,非缴费型养老金能通过稳定农户的未来养老收入预期,使较低的养老保障水平对农地转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功能的替代关系并不成立,只有“临时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可以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本文既是对制度性养老与农地养老是否存在替代关系的再检验,也是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视角对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农地转出决策的新分析。     

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与农户幸福感——基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创业不仅关系着自身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对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构建了"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农户幸福感"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村庄社会地位在农户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创业对农户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创业农户比非创业农户的幸福感更强;农户创业正向提高农户村庄社会地位;村庄社会经济地位和村庄社会计量地位对农户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农户是否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沭阳县1009个花木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电子商务采纳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电子商务采纳能够对农户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利润率和销量的提升构成增收效应的来源机制;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加剧了农户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禀赋状况是导致电商农户增收差异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继续缩小互联网接入可及性的差异,为更多地区的农户创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创业环境,同时要有意识地向贫困地区和弱势农户进行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