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农民工汇款与主观幸福感:基于CHIPS2008的微观数据

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S2008),对我国农民工汇款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使用一年中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地生活月数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偏误,结论通过了较为严格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工绝对汇款额与其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小幅降低了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绝对汇款额对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高于收入带来的边际效用,即使控制了人均汇款额和相对汇款额,汇款依然降低了主观幸福感水平。     

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排斥农民工也无法完全覆盖农民工,农民工个人对待购买社会保险态度各异,农民工工作地点的高流动性和农民工双重身份注定了其与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之间的冲突.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日渐积累:特别是农民工日渐老龄化,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与农民工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国家养老保障全覆盖的个人社会保障记载制度.     

就业类型、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消费

农民工的就业、消费与社会保险是其城市生活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国家卫计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估计了不同就业形态下,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对单位就业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提高了其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有促进消费的作用,且在有城市定居意愿的群体中,这种促进作用更大;而通过年龄分组发现,养老保险的消费效应仅存在于45岁以下群体中。对个体就业农民工,养老保险对其城市消费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且这两种作用互相抵消,表现为有无养老保险者在消费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江西的调查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衡量我国乡村振兴建设成效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2021年江西农村入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微信朋友数量越多,邻里关系越好的农户,其主观幸福感越高。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在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中更加显著,线上通讯与线下交流具有互补效应。文章将就此结论提出增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应建议。     

就业质量、获得感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

基于8城市12370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入户意愿总体不高,愿意入户比例未超过一半。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即在国有部门就业、自营劳动者、月收入和社会保险水平越高、参加技能培训、本地工作时间越长、职业预期稳定性高、主观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越高;但超时劳动、单位包吃住、签订劳动合同则显著不利于入户意愿的产生。就业质量还会通过获得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获得感是劳动时间、工资收入、技能培训、职业预期稳定性、主观职业地位与入户意愿的中介变量。据此,建议从就业能力和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增强农民工的获得感,助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重新梳理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求均衡分析框架。运用江西46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o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为60.07%,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别为66.37%、52.31%;农民工的年龄、代际差异、专业技能、家庭抚养比、工资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市民化需求;工资水平、购买社保种类、职业阶层、承包地处置方式、户籍管制显著影响市民化供给;福利水平、户籍管制的回报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健全劳动合同和医保福利、改善工作待遇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不仅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程度越高,农民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生活用水质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广大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拥有机械的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机服务可获得性。     

宗教信仰、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对"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24个省份截面数据运用OrderL ogit模型检验发现,宗教信仰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宗教信仰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宗教信仰弱化了收入和学历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对农村居民并没有显著影响。收入和学历正向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来说,虽然城市物质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农村,如教育、医疗、公园和各种社会基础福利设施,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参照点理论能够很好解释这个结果。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缩小的趋势。     

农民工社会保险、城镇化与GDP增长的关系探析

统一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扩大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面,是加速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每年提高城镇化率1%,大约能为经济增长贡献10%的GDP。坚持每年提高城镇化率1%,扩大居民消费,增加城镇建设投资和农业现代化投资,能够为我国GDP未来20多年每年贡献10个百分点。     

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形成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2)政策性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3)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住房状况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中间机制之一,即住房状况的差距使得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成都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研究

综合社会保险是探索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一种最新模式。目前它仅在上海市和成都市试行。上海市于 2 0 0 2年 9月 1日首先推出 ,成都则在 2 0 0 3年 3月 1日实施。本文通过参考大量相关资料 ,并进行实地调查 ,对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的参保对象、农民工的参保意识、参保率及享受待遇等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同时 ,将上海市与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进行比较 ,提出了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应加以改进的建议     

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模式变迁及其幸福效应——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3年CGSS调查数据从迁移结果角度对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总体水平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将其家庭化迁移模式分为配偶随迁、子女随迁、父母随迁、配偶子女随迁模式、配偶子女父母随迁模式、配偶父母随迁模式、父母子女随迁模式等七种家庭化迁移模式。研究发现,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势进一步明朗,配偶子女随迁模式和配偶随迁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未婚城市农民工父母随迁模式的比例有所上升。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模式存在着年龄和地区差异。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结果发现,流入地家庭规模越大、携父母随迁、携配偶随迁会提升城市农民工幸福感,而非家庭化迁移则对城市农民工的幸福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农民工的这一家庭化迁移历程有利于其真正在城市稳定迁居,实现市民化。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19个城市1436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固定效应Logistic模型,探讨就业质量、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入户意愿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降低农民工入户意愿。新生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和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入户意愿。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为什么多数农民工子女留守而不流动

本文利用农民工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多数儿童留守而少数儿童流动的原因。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在外收入能力和照料能力是限制儿童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是否从事自营业务、能否获得社会保险以及是否有非就业的成年人陪同。制度因素呈现了一定影响,包括高考制度限制引起初中阶段流动儿童大幅度减少以及农民工社会保险有利于儿童流动。结论是通过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提高农民工家庭在外收入能力和照料能力,从而有利于儿童流动和完整家庭迁移。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返乡行为以及返乡之后的就业分化现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35.88%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永久性返乡、重新进入农业、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就业状况的返乡农民工比例分别为45.97%、13.26%、24%、16.76%。基于Logit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计量检验显示,男性、40岁以上、较高的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抚养比将导致农民工返乡的概率显著上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工返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男性返乡者失业的可能性显著较低;随着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状况的概率也显著上升;而村庄特征和相关的外出务工经历也对就业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2006年,全国城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比例分别达到26．63％、26．23％和32．54％,虽然比例仍然偏低,但是,相比前几牟有了明显改善;（2）除了行业、所有制类型和区域等企业或社会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着重要影响之外,个人特征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等对城市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影响也很大,这说明,当前城市农民工在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问题上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并且在社会保险的获取上有一定主动权。因此,在政策层面上除了继续加大与农民工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之外,改进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也是至关重要的。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江西省460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政策。通过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转户意愿、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民工性别、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