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医疗保险对农牧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730份农牧户的问卷调查数据

家庭消费是反映农牧户家庭贫困程度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其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医疗保险和贫困状况是其中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本文在归纳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农牧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贫困问题抑制了农牧户家庭的医疗消费及外购食品消费,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农牧户家庭的消费信心,刺激了农牧户家庭的消费,使其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同时,医疗保险对不同农牧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参加医疗保险对贫困户的医疗消费支出、外购食品消费支出等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提升非贫困户的物质生活消费支出影响显著。     

中国农村家庭存在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吗

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年龄曲线呈现为U型，与生命周期假说及国际经验相反形成了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为了验证中国农村家庭是否与城镇家庭相似，本文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APC模型对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农村存在37～49岁的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生命周期之谜。为了揭示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机制，本文应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教育负担是造成中国农村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首要原因；(2)控制教育负担的影响后，以交通通讯支出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拉低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的另一主要原因；(3)社会成本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是形成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的根本原因。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7年福建省农村家庭及其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论述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有显著的影响,年轻夫妇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较高,成长中的核心随着家庭户主的年龄逐步增大,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几率在减少。对于成熟的核心家庭,子女已经成为劳动力,子女外出务工的几率增大,因而整个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又增大,而扩大家庭正好处于两者之间。     

家庭生命周期、保障策略与农户消费行为

当前,绝大多数农户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支出维持在中低消费水平。研究表明,除农户自身与家庭特征对其消费支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外,保障策略、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的消费行为也有着重要影响,且影响较为复杂。建议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不同消费水平的农户,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广、保障体系的健全与消费方式的转变上应有不同的政策侧重,以促进农户消费与社会稳定。     

家庭特征对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描述统计将家庭类型、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户籍、组织差异和职业差异六个因素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进行交叉分析,对六种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影响效果进行定性分析,得到六种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交叉关系,发现家庭人均年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户籍、子女数量、组织差异和职业差异等都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影响关系。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家庭生命周期是研究农户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文章借鉴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利用扬州市邗江区289户微观样本,剖析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统计分析法和有序Logit模型。结果 （1）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变量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初始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萎缩家庭;（2）政策了解程度、家庭年收入、承包地面积、农民收益增加、子女就学条件改善和居住环境改善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但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存在异质性;（3）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性影响因素。结论 应重视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和演变规律,并将其作为制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共同因素,采取普适性措施;对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差异性因素进行识别,“对症下药”。     

家庭生命周期、保障策略与农户消费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当前,绝大多数农户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支出维持在中低消费水平。研究表明,除农户自身与家庭特征对其消费支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外,保障策略、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的消费行为也有着重要影响,且影响较为复杂。建议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不同消费水平的农户,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广、保障体系的健全与消费方式的转变上应有不同的政策侧重,以促进农户消费与社会稳定。     

“城居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异质性实证研究

[目的]全面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现状的影响,就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和稳定农村消费市场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以消费和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选取合理的样本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财产性收入是影响农民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因素以及投保档次的制约因素,作以存量财富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要比流量形式存在的财富具有更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即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家庭对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另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能力表现出异质性影响。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性等日常性支出、文体消费支出水平明显要高于对医疗消费支出水平。[结论]国家要加大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和辐射作用,让广大农村家庭能够真正了解这项政策的意图。同时,要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障碍,让更多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养老待遇。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子女性别偏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06年面板数据,系统地考察了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父母亲工作时间和年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面板模型,本文发现:①对一孩家庭来说,家庭生男孩对年收入的提高要比女孩多近1160元。②两孩家庭条件下,子女的性别组合对家庭年收入的激励强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头孩是女孩二孩是男孩>头孩是女孩二孩是女孩>头孩是男孩二孩是男孩>头孩是男孩二孩是女孩。按照头孩的性别将四类两孩家庭分为两组,在每一组内,二孩是男孩的家庭年收入仍然高于二孩是女孩的家庭;但两组之间头孩为女孩的家庭年收入高于头孩为男孩的家庭,激励效应的组间差异可能是由计划生育政策与父母的男孩偏好共同作用导致的。性别激励效应差异是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农村情境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依据家庭人口特征将家庭划分为起步期、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和空巢期6个阶段,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2016年湖北省农村调查数据,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家庭,其他生命周期阶段家庭发生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概率更大。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异,起步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受人均土地经营面积的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大、人口负担系数小、有劳动力接受了专业技能培训的抚养期家庭、负担期家庭和稳定期家庭,其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高;抚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而负担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的正向影响以及人均土地经营面积、密切来往的家庭户数的负向影响,稳定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还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赡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受人口负担系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因此,实践中执行相关就业政策时,应根据农村家庭所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规律和特点,采取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精准激励措施。     

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446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动机不尽一致,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相对较重,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效果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不仅面临风险约束,而且存在投资支出的结构性偏差。投资意愿作为影响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投资水平的先决变量,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本文基于Logit和Pr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在校子女数量与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意愿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自愿性教育支出主导型家庭比强制性教育支出主导型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对教育支出"投资"性质的认知程度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对子女将来就业的担忧并未削弱其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意愿。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用CHFS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在考虑了金融资产组合互补性的影响后发现:(1)我国城乡家庭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每增加1%,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分别增加3.5%和1.4%,即金融资产存在显著正向的财富效应,但储蓄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2)整体上,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但在具体消费类型上,也存在农村大于城镇的证据,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异质性。(3)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刚性消费支出次之,弹性消费最大。(4)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均存在低收入家庭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证据。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和地区特征后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上述异质性的显著存在。     

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处理子女随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及子女个体特征后,子女随迁使得农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总支出增加了50.50%,教育负担率提高了5.82%。其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了1.54%、校外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1.20%,学校生活费负担率增加1.48%,择校或借读费负担率增加1.59%。在影响机制方面,城镇地区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以及异地就学政策的限制,造成了校内教育支出、择校或借读费支出的被动增加。同时,子女随迁一定程度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促进了对子女校外教育支出的增加。     

初中阶段农户子女辍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闽北农村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地区初中阶段子女作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子女个数、家中是否有病人以及子女个人特征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反映家庭经济约束条件的土地面积、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反映子女教育负担的教育支出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的影响较小。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分化还是趋同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     

互联网使用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基于甘肃省1735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对甘肃省15个贫困村173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提高农户家庭的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特别有助于降低教育成本,增加农户家庭教育支出;互联网使用对贫困户消费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大于非贫困户,从而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差距;互联网使用有助于降低西部贫困地区农户的交易成本,拓宽消费渠道,优化市场环境。因此,提高西部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继续贯彻落实"互联网+农村"的相关政策,普及互联网使用,是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     

如何扩大农村内需：基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视角

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是扩大农村内需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农户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对近年来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现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与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东、中、西、东北地区消费水平存在差异。按照消费类型来看,生活性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均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对差额总体呈逐渐扩大趋势,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相比于收入增速的波动性更大,近年来有增速放缓的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增收机制尚待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健全、农村消费环境尚待改善。未来,扩大农村内需要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着力点,并根据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地域特点因地施策,不断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