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变更与外资专用性投资——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官员变更会引起企业投资支出的减少,然而,已有文献并未研究官员变更对外资专用性投资的影响。文章利用手工搜集的1997-2014年我国FDI结构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官员变更对外资专用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变更引起辖区内政治不确定程度增加,显著地降低当年的外资专用性投资规模。相对于省委书记发生变更,省长发生变更对该地区外资专用性投资的影响更显著。与合资和合作两种利用外资形式相比,独资形式的外资专用性投资显然更易受到地方官员变更的负向影响。文章为不确定性与外资投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丰富了官员变更的相关文献。     

省际对口支援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

与中央纵向转移支付一样，省际横向转移支付在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鉴于此，本文利用2010年在新疆地区实施的“19省市对口支援政策”带来的外生变化，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横向转移支付引致的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偏向特征。研究发现：(1)在政府规模方面，省际对口支援推进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显著扩张；(2)在政府支出偏向方面，地方政府获得的援助资金在支出结构上存在典型的非对称特征，即严重偏向“可视性强、容易考核和见效快”支出方向。对口支援的扶贫目标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民生指向，但依然主要体现在可视性强的生产性民生项目方向，而非生产性民生支出相对不足。对此，本文结合对口支援制度从地方官员考核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解读。本文研究对于落实大型区域政策的民生目标具有一般性意义，并为区域平衡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和改进思路。     

区域差异、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证

本文在最优消费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下,考虑我国区域差异中城乡居民消费的特点,将政府民生支出引入消费函数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正向关系;政府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各地区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大于民生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因此,今后政府民生支出应向农村居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倾斜,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中国地方政府超额公共支出规模的测度及其控制——基于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直接的收支平衡方法、最优公共支出规模方法和债务可持续性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不断积累的超额支出规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仍然处于相对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东部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中等,偿债压力中等。为了控制政府的支出规模,当前提高财政透明度、改变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合理界定地方支出范围势在必行。     

税收分享、征税努力与地方公共支出行为——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政府间基于共同税基的税收分享定义为共享税收分享,把按地方所产生税收在政府间的事实归宿定义为实际税收分享.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我们实证分析了两类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行为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规模效应不同:共享税收分享具有激励效应,其每提高1％,地方支出规模增加0.08％;实际税收分享有抑制效应,其每增加1％,支出规模降低0.112％.共享税收分享对生产性和福利性支出分别存在显著正向和负向效应,而实际税收分享的效应恰恰相反.此外,共享和实际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结构的效应也显著不同.地方征税努力是税收分享对支出行为作用的一个传导途径:税收分享通过征税努力产生间接收入效应,并与税收分享的直接收入效应综合影响地方收入,从而影响支出规模并促使地方调整支出决策.     

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诠释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出发,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居民消费函数,对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1985—2007年期间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研究表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并且前者是导致后者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今后我国政府应以民生状况改善为导向,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降低居民对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     

政府分类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还是挤出效应——基于ECM模型的分析

本文将政府支出分为基本建设支出、民生支出和行政经费支出,利用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建立了消费效用最优模型,分析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而政府行政经费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但挤出效应不显著;在长期内政府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引致效应,但在短期内产生的引致效应还不显著。     

民生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分析:以浙江为例

本文基于1999-2009年浙江省的县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民生支出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民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教育支出显著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后,提出增加政府民生支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支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以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后的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为依据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地方政府的科教文卫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经济建设支出反而为负效应;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科教文卫支出为负效应;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政府在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及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均为正效应,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对西部地区经济拉动作用最大。最后在此结论基础上为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提出合理化建议。     

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视角

以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为出发点,通过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函数,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和实证检验分析都表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并且,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是导致居民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政府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民生消费性支出,以利于构建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降低居民对未来的"大额刚性支出"预期,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     

制度环境、政策不连续性与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基于中国地方官员更替的视角

本文基于地方官员更替视角,利用1999-2013年省级官员变更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克服政策不稳定性给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的抑制性作用相对更弱.(3)地方官员任期与服务业可持续增长有“U型”关系,表明在换届过渡期,短视性政策行为会诱发政策的不连续,引发企业不确定性预期,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任期延续,政策环境趋于稳定连续,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进而提升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能力.(4)晋升锦标赛可能加剧资源要素错误配置和扭曲服务业投资一消费结构,从而引致服务业增长的不可持续.     

论绩效考核和晋升机制对地方领导行为的影响——从地方政府预算的制定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一种更以绩效为基础的官员考核和晋升体系的存在,对地方官员在他们任期内具有战略意义的时间点上增加政府开支以提升自己的晋升前景形成了一种激励。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行政分权和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地方官员对政府预算支出的控制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为地方领导人在他们任期内的关键时刻战略性的加大财政支出提供了可能性。为此,试图以地方政府预算的制定为角度,从理论上探究以绩效为基础的干部考核和晋升机制对地方政府领导人行为的影响。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与财政分权的促进行为研究

财政分权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文章在财政分权背景下研究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行为。财政分权刺激地方科技支出,同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又削弱了财政分权的刺激作用,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文章重点从政策管理、职能转变、官员考核、预算公开和协调配合等五个方面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促进行为。     

地方政府竞争与生产性支出偏向——撤县设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但是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本文基于“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利用全国层面的县级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来识别撤县设区政策对于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影响,发现撤县设区减少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比,增加民生性支出占比,但同时也使得政府行政管理费用上升.我们认为,原因是撤县设区减少了基层地方政府的竞争从而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动机和能力.本文的研究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理解撤县设区政策如何影响财政支出偏向;同时,对如何改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了来自行政区划调整的证据.     

谁驱动了企业环境治理:官员任期考核还是五年规划目标考核

本文选择2000-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环境投资衡量企业环境治理力度,实证检验了省级官员任期考核与五年规划目标考核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环境投资整体上呈现显著的五年规划周期性规律,而官员任期周期性规律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随着中央明确将“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后,企业环境投资的官员任期周期性规律开始变得显著,而五年规划周期性规律则变得不显著,两者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机制检验还发现:整体环保补贴与排污费用征收均呈现显著的五年规划周期性规律,且当官员任期考核在五年规划目标考核之前时,其对企业环境治理作用更强.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将官员任期与五年规划两者综合考虑,加大环境考核力度将有助于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改善区域环境治理绩效.     

政府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分析了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大;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虽然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作用不是很明显;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通过再分配机制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同时,方政府是导致投资过热的关键.     

对当前我国民生支出优化的探讨

近些年来,尽管涉及民生的各项支出增幅较大,但民生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偏低,过多的行政经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应有的民生支出,同时城乡民生支出差距较大。因此,现阶段我国财政工作的重点应当进一步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解决好民生问题,首先,要明确政府职能,压缩一般性支出;其次,应当着重于保障民生,扩大内需,增加经济增长点;最后坚持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原则,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     

江西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结构调查分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江西不同年龄层次的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增长、收入增多与体育消费总体支出呈正相关关系;运动服装支出与年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旅游支出和当地文化娱乐休闲支出总额没有明显的年龄差异;运动器材设备最高消费支出为60岁以上组;健康医疗保健支出,30～60岁年龄组消费最高。     

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提振本地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证据

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功,但成功背后是否有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付出的巨大努力?为此本文收集了中国1999-2009年间2000多任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数据,并将其与辖区内的企业一一匹配,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官员任职稳定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且主管经济工作的市长影响更大;对政府官员个体特征的分析表明,干部队伍建设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运用倍差法和二元边际分析方法估算影响区域和贸易模式,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政府官员会同时提振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因此稳定而且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是缔造中国出口奇迹的重要力量。     

参与式预算影响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政治集权而经济分权的垂直控制体制下,如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在政府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一直是政府治理的热点问题。参与式预算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责任机制,本文利用2002—2009年浙江省台州市72个乡镇的面板数据,首次实证检验了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参与式预算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降低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了基层政府治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