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四)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不安,影响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清初的迁海之役,对于东南各省尤其是福建沿海一带,受祸最惨。一九八五年冬,得惠安方志办蔡永哲先生大力支持,获见惠安峰尾村《刘氏族谱》,其中有《峰城》、《迁海》、《展复》三记,对于清初的迁海有所反映,兹抄录如下,以资参考。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七)

惠安县档案馆收藏有《惠安龙山骆氏族谱》手抄本一册,内详载明代万历年间骆氏家族与仆佃之间的纠纷始末。明末东南之奴变,乃明代农民大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碍资料未备,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骆氏族谱》中关于佃仆资料的发见,有助于明代后期福建奴变的研究,亦可了解到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明末奴仆地位的提高和促进奴变运动的兴起,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现按照该族谱的编排顺序,将其中有关仆佃的材料详抄如下。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三)

六明清两代固然是契约制租佃关系的发达时期,但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新旧因素的相互抱合,因而落后的封建劳役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租佣关系中,依然占有一定的比重。我们曾就清末华安县(清代属龙溪县)仙都墟的蓄奴制度作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里的宗族蓄奴制,一直延至解放之前。近来,我们又获见福州何氏族谱、浦城杨氏族谱、晋江陈氏族谱等,内有不少关于墓佃的材料,对于了解清代福建租佃劳役制的某些侧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今特摘录如下。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一)

三明清时代,在封建政权之外,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压迫和控制,又通过一条“私”的体系,集中了族权、神权、夫权等诸种力量,并巧妙地利用原始公社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来进行统治,它为束缚农民的极重要的绳索之一,是封建政权的补充工具,也是地主经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我们近来发现福州叶氏家族于清代末年编有《三山叶氏祠录》一书,其中所载颇能反映此种情景,兹将该书卷四中有关文字摘抄如下。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九)

何乔远《镜山全集》中收有《海上小议》、《开洋海议》、《请开海禁疏》等多篇文章,记述作者要求开放海禁、让民间自由通商的主张,尤其是作者同情郑芝龙,极力呼吁明朝中央政府及福建当道者信任、重用郑芝龙,洵为当时难得之见。现特摘录如下,以供研究者的参考。 海上小议(崇祯二年) 天下之事,当于未然图将然,谋天下之事,当于无计求为计。今海上郑芝龙之功,不待言矣。芝龙无饷,我无以处之,亦不待言矣。顾处饷之方,未有能出于海洋税之外者,唯在变而通之耳。凡洋税于海澄县,给引发船,此故事也。自海寇为梗,人多不往。吕宋兴贩,顾兴贩在也。缘吕宋酋长因我货不往、彼来就鸡笼淡水筑城贸易,而红夷亦住台湾,与我私互市,顾皆奸民奸阑接济,是我不得收税者,不得收海澄县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

抄前短引 地区性研究的重要性,近来已渐为史学界所认识,特别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大国,人口众多,南北异俗差别很大,为掌握中国社会的全发展过程的研究方法,应从地方看全国,又从全国看地区,有的还要看到世界历史变化的影响,才能抓住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点我们早即注意及此。最近为着开展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于史料的搜集十分重视,兹将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六)

十三 谢肇淛编纂的《万历永福县志》,是福州永泰县最早的县志。其中有不少关于土地关系、人口、风俗以及动乱等社会经济史的资料。顾该县志目前流传甚少,特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卷一 地纪 土田 福州九邑而六滨江海,忽为洲淤,忽为潭渊,故土田时有盈缩。永福开山为田,农勤则日增,农惰则日减。名田者,堤堘之外,上至山椒,下至山阯,皆得而主之,县官案籍征赋,田主计亩收□,佃田有阙危(属斤)险,惟其播种,若履亩而科其赋,则弃而逃去,复为菅茅,故卖买之家,惟知有佃户,不知有田。田在千岩万壑,未易蹑屐至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二)

四清代道光年间,湖南人陈盛韶曾历任福建诏安、建阳、台湾等县地方官,他善于采访民情,进行社会调查,若有《问俗录》一书,对于福建各县的风土民情,颇有记载,兹特摘取其中的有关福建租佃关系资料以供参考。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十)

关于王在晋:《越镌》中的海上贸易资料,我已在《从一篇史料看十七世纪中国海上贸易商性质》(载《文汇报》1962年11月2日)一文中加以引述。事过二十余年,《越镌》一书更难获见,为了保存资料,爰就我当年所抄转载于此,以供同好们更好地分析这篇资料。 浙海距倭盈盈一水,片帆乘风,指日可到,是真门庭之寇,操戈砺刃以相待者,倭未尝一日忘情于我,惟是杜勾引之奸、断往来之路,因我之藩篱,绝彼之睥睨,而后内地可长无事耳。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五)

明代万历年间,矿使、税使四出搜刮,为害天下。内监高宷在福州、月港等地横征暴敛,曾激起商民的强烈反抗。去年,我们在云霄县档案馆获见嘉靖进士云霄前涂人林偕春所著《云山居士文集》,其中卷四有《代乡人呈罢榷税启》,亦为当时内监衙门在云霄别起榷税事。因罕为人所引用,特抄录于此,以助于进一步了解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阶层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压抑。     

论明清时期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福建官民绅商僧孝节等各色人等都加入了兴办义田的行列,从而使义田越出家族界限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内发挥作用,这便促进了明清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大发展。 一、桥渡路井的大量修造 修造桥渡路井是地方的基础公共事业。在唐以前是靠官府收入由地方官吏督办而成的,但唐以后封建政府的这种职能随着对地方直接控制的松弛日益削弱,而这些公共事业却不能因此而废止。于是从宋代开始义民兴办义田投资于修桥设渡挖井辟地就得以发展起来,福建多北方移民,聚族而居,而福建又地形复杂,山多水众,造桥设渡需要较多的开支,这都为义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是傅衣凌先生继《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之后的又一个论文集。这本文集辑入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近年来所写的有关明清农村问题的论文六篇。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次编印出版时,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所写各篇的某些错误提法,已“作了自我批判”。傅衣凌先生在这本集子中,对明清农村经济史上的不少问题提出了很值得参考的意见。《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及《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证》两篇文章,把明末清初的“奴变”和佃农斗争分作江南、湖广和闽赣粤浙等三个地区,指出江南地区“主要以奴仆为主,并有佃户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参加”;湖广地区“以奴仆起义作为运动的中坚”;而闽赣粤浙各省,则“以佃农为主,而有奴仆的参加”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序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北枕市岭,系中国历史上的越人故地。隋唐之前,地广人稀,林木参天,薄丛莽莽,“蝮蛇蠚生,病疠多作”(《汉书·严助传》)。人皆“半羸”,“生齿不蕃”(周去非《岭外代荟》卷四)。经济发展水平远比中原落后。或刀耕而火种,或火耕而水耨。以“饭稻羹鱼”自足,顺乎自然,安于现状,对自然环境没有作能动地改造。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广东简直是一派可怖的化外生蕃的景象。 从中唐始,在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的总趋势影响下,宋元时期,广东进入了初步的开发期。明清两代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明初重开会通河,大运河得以畅通;加之整顿大庾岭山路,沿赣州南下越大庾岭到两广的商路益加便畅,南北贸易更为频繁。海外贸易方面,万历之后又有较大的增进。秦汉以来就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的广州,其地位尤显重要。明代在嘉靖元年(1522年)关闭泉州、宁波市舶司,清代也在乾隆廿二年(1757年)关闭江、闽、浙三关。唯有广州未曾闭关,且于闭他关之后成为对外通商的唯一港口。本是侷促海滨的广东也一变而成为与海外通商贸易往来的便捷之区,处于浸染近代之文明,得近代风气之先的地理位置。作为广东的经济核心区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从以水稻为主的比较单一的作物逐渐改为种植品种繁多的商品性农作物,形成多种农作物组     

从两篇史料看台湾古代社会经济

有关台湾古代历史记载,主要有三国时吴国沈莹的《临海水土志》和《隋书·流求传》.这两篇史料,反映了台湾古代社会经历了野蛮时代低级阶级和中级阶段.从《临海水土志》看台湾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社会沈莹《临海水土志》(载《太平御资》卷七百八十)称台湾为夷州,称台湾古代居民为山夷.山夷的社会经济生活,先从生产工具看,该书记载“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环贯、珠璫.”台湾的铜铁矿数量不多,还没有山夷采矿冶炼铜铁作工具的记载,从“磨砺青石”作工具和装饰品、使用石器和骨角这一特点,说明应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山夷还“有犬,尾如麇毛状.”犬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最先驯养的动物,可以帮助人类打猎,也反映了狩猎经济.     

论福建贝丘遗址先民的社会经济

福建沿海史前文化遗迹多为“贝丘”遗址,均滨临江海,其分布线同海岸线大体平行。根据考古发掘或调查,遗址分布以闽江下游地区尤为密集,仅闽侯县境内就发现多处,如闽江北岸的昙石山、土地庙山、陈店山、观音阁山、山前山、擅山、白沙溪头和小着牛头山等,南岸有庄边山等;此外,霞浦县的黄瓜山,平潭岛的壳丘头、南后场等遗址,金门县的富国墩遗址,惠安县的蚁山,漳州市郊的覆船山,龙海市的万宝山,云霄县的基林山,诏安县的腊洲山,东山县的大帽山遗址等。这些贝丘遗址对于探讨古代人类的文化面貌、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及沿海地貌的变…     

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

在唐朝以前,土地的分配是由国家或主要是由国家来实行的。而进入宋代,封建统治者就在时势的逼使下不得不采取了“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国策,这就为贫富的急骤分化打开了缺口。实际上,贫富分化是封建秩序的大敌,统治者想竭力寻求补救这个缺口的药方,义田的出现正适应了这样的要求。可以认为:义田是封建秩序长久维持的有效活细胞。由于它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一经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提倡,马上就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效应。福建是当时号称穷乡僻壤,多有聚族而居的特点。因此,福建义田的发展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在本文中,笔者仅就史籍中出现的家族内义田的史料爬剔梳理,对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略作论析,敬祈指正。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杂考(三题)

(一) 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西宕乡高昌里兵、吏户籍考释 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是迄今为止敦煌发现的最早的户籍残卷,因而特别引人注目。关于该户籍的性质,史学界意见不一。陈垣先生与池田温先生认为该户籍是一般民户的户籍。浜口重国先生则认为该件是十六国时期西凉的兵户籍。 笔者以为,此件性质的判明,对十六国时期西北地方政权历史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这是一件民籍,那就表明当时兵、民合籍,民户兵役负担特重,大约每二户出一吏、卒,不仅青壮年应服兵役,甚至连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也要服役。由此还可     

明清民间办学勃兴的社会经济背景探析

明清时期,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其中固然有封建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推进,同时也包含了各种民间力量的大力参与,甚至可以说,这些民间力量的参与在明清时期的许多阶段许多地区,在弥补官方教育之不足,扩大社会教育面方面功绩卓著。朱元津建立明王朝后,就颇为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说：“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育为先”。他利用明初建立起来的较为强固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推行了建立从中央到社会最基层教育体制的政策。在其即位之初,就建起国子监,洪武十四年（1381）又进一步扩大国子学规模,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