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通缩”风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

在高债务和通缩并存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应对债务-通缩风险。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单一宽松)应对债务-通缩所需的政策力度较大,而且容易陷入政策不可持续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含有高债务和通缩特征的DSGE模型,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中国化修正,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双宽松)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并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这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再通胀效应有助于减轻政府实际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为财政政策创造新空间。而且,积极财政政策同样能产生一定的再通胀效应,这会减轻货币政策为实现再通胀而需要宽松的力度,从而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以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陷阱。     

实现杠杆转换,应对债务-通缩压力

本文通过从中国目前在价格和负债两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的价格水平处于低位,CPI和PPI虽有短暂回升但是并不稳定难以持续,并且经济中总体债务率,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较高,因而存在着债务-通缩的压力.考虑到政府、居民和民营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还较低,可以通过让这些部门来承接经济中的高杠杆的方法,应对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     

从"负债-通缩"理论到金融不稳定假说

在凯恩斯模型中，投资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并将金融交易作为一种不确定的经济行为来分析。以现金流为重点的资产选择模型，以及用过度金融概念解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现代金融不稳定理论的最新发展。但是，当代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经济的运行规则，从而使现代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渐进式改革、双支柱调控转型与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实证为基础,构建了嵌入双支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评估家庭和企业两类信贷约束变化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微观主体的信贷约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宏观审慎政策由强变弱和货币政策盯住产出系数变小能够增强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但同时也会导致所得税和广义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信贷约束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混合型或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等双支柱调控转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效应,认为家庭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影响极小,但是,如果针对企业的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则必将极大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论债务政策的政策定位——兼谈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的宏观政策协调理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而政府债务政策长期处于附属和工具的地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这导致了政府负债决策的政治化和货币政策的不可信。笔者认为,应当把政府债务政策置于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的地位。在政策工具上,设立独立的债务政策目标和工具;在政策协调的框架上,以主权资产负债表管理为框架促进政策之间的合作;在体制方面,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政府债务政策的松绑。     

资产数字化、银行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资产数字化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将资产数字化因素和监管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资产数字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讨论“双支柱”调控的效果。研究发现资产数字化能够有效抑制银行部门的风险积聚,资产数字化程度越高,银行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监管强度和监管范围会影响资产数字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资产数字化后,监管强度的增加和监管范围的扩大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工具更有利于降低数字化后的银行风险;相比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组合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与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资产数字化过程中,“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更好地防范银行风险,增强政策有效性。     

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成因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对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从债务负担、经济增长实绩、贸易差额、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汇率波动四个方面分析了两次危机爆发的不同原因,并据此将中国债务问题的现状及相关经济环境与拉美、欧洲进行了对比,突出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指出必须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振兴上,及时制定经济刺激方案的退出策略,以适当加息和收紧信贷代替人民币升值作为打击资产泡沫的手段,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促进地方债务市场化,建立债务责任追究机制,才能降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危害.     

“双支柱”框架下中国式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评估

本文构建纳入六类宏观审慎政策的DSGE模型,并考虑总贷款、房价、资本金三类金融稳定目标。研究发现,信贷需求类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优于信贷供给类,原因在于信贷需求类政策对信贷投放等调控更直接。进一步地,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为,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与其盯住的目标要保持一致。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在实现三类金融稳定目标时,需要相互权衡。政策前沿曲线结果显示,“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性明显优于盯住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研究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使各国监管部门和学者认识到单独的货币政策不能使经济平稳发展,由此引入宏观审慎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政策如果合理搭配,则可以使经济平稳发展。文章主要对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目标、工具、传导机制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的寄生阶级、债务通缩与大萧条——兼评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金融资本生成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在支配生产、流通和信用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金融投机、地租寻租、支配国债、滥用货币发行权等途径而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随着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也越来越系统化、自主化,造成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不容易从外部加以克服,但同时,金融资本内部自我否定的逻辑却表现得越来越强烈。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新自由主义量化宽松的反通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旧版大萧条,却导致了更难以解决的新版大萧条。美国学者赫德森把对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批判纳入到从古典政治经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探讨西方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源,虽然其金融资本批判理论还因缺乏辩证逻辑而有一定的缺点,但是该理论基本的理论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债务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再认识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被视为政府干预经济,实现宏观调控的两种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债务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重新认识。该文梳理了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特点、局限性和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模式;阐述了公债政策的"纽带"作用所导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在统一性,并以欧盟国家的"制度障碍"为反面例证进行了说明;进而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分析了债务货币化下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分立与统一问题,指出现实美国债务融资模式中美联储的"保驾护航"和直接"背书"独特功能发挥。最后,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对我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启示。     

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因而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系统的稳定进行管理。鉴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管理。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认为:第一,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资本工具是福利增进的,该工具的使用对于稳定金融波动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受到金融冲击的时候,辅助的效果最明显。因而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发挥协同效应。     

宏观审慎政策及货币政策效果探讨:基于DSGE框架的分析

文章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通过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贷款价值比动态化,以及引入对家庭和企业进行区别调控的思想,探讨了4种政策组合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在传统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在非传统冲击下,遵循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配合,对于通胀目标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2)宏观审慎政策会改变各部门的资产配置,从而部分改变经济体的格局,但不会对经济体的总体运行状态产生结构性影响,因而具有中立性特征。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三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针对如何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财政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从金融稳定视角出发,在同一DSGE模型框架下细致刻画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脉冲响应图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各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以及政策当局之间的协同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构建三支柱调控框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但也会通过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两个渠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三,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第四,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相比,纳入财政政策的三支柱调控框架在维护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均更为出色,因此应当加强财政、货币、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与“债转股”

文章就当前正在实施的“债转股”措施 ,分析了国有企业出现这些不良债务的原因 ,并且针对这些原因剖析了“债转股”的有效性 ,同时又强调了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应对信用膨胀的政策选择

信用膨胀即便不以危机告终,也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通过全国31个省域的经济、政策数据对信用膨胀的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促使信用膨胀尤其是恶性信用膨胀发生和危险增加;赤字财政政策会促成恶性信用膨胀的形成;紧缩货币政策会遏制恶性信用膨胀的形成。但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缺乏效力、财政政策效力有限、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故在当前信用扩张机制初显端倪的情况下,短期内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长期则应寻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以使得恶性信用膨胀能够得到有效抑制,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新共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共识",近年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新共识"宏观经济模型中,货币存量不起作用,但货币政策被赋予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可以决定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采用盯住通货膨胀的方式,通过调节利率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财政政策在管理总需求水平方面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新共识"宏观经济学体现了"货币主义与财政主义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