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也是我国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间存在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提高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同时,产业集聚也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FDI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1998-2011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FDI不仅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区位分布与竞争不平衡特征,在特定的西部地区内部也表现为激烈的竞争与区位分布不平衡。进一步,本文采用西部地区11省份1998-2011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西部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地区规模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外资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变量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虽然具有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当前和未来西部地区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含义。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③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以西部装备制造业升级为例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走出去”与“引进来”——“一带一路”倡议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调整

“一带一路”倡议从其经济学本质来看,是构建“走出去”和“引进来”良性互动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先手棋”,它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国内的经济版图。文章基于2003-2018年281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传递“走出去”信号的同时,却对全国城市层面的“引进来”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影响机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节点城市外向型发展的注意力部分地转移到海外投资上,表现为普遍增加了本地用于“走出去”的贷款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内部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使得节点城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从影响的异质性来看,这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空间调整,使得东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却让中西部城市成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阵地。这意味着,今后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我国外商投资布局调整的积极一面,同时将它与东、中、西部城市发展阶段结合起来,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良性互动。     

“一带一路”倡议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内源性集聚抑或外源性集聚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的关键。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全国280个地级市2005—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沿线中国节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集聚方式异质性。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节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借助古代丝绸之路构建工具变量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其他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信息技术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强化人力资本这三种渠道显著提高了沿线节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一带一路”倡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节点城市显著存在而在中部地区节点城市不显著;“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部和西部地区节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源性集聚有积极影响,内源性集聚受到的影响不显著。     

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研究

本文利用2002-2011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考察了工资水平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关系.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偏向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并不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成本不再敏感,而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从而倾向于流入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人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已经开始从利用廉价劳动力逐步向占领国内市场转变;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主要因素包括集聚效应、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政府行为等,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不同特征,且存在较大差异.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研究——基于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来说“一带”地区更为明显,“一带”地区西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东部;在影响机制方面,GDP增长速度越快、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收入比越高对当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烈,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应当基于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对外投资建设,整合对外直接投资源、落实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国家应加大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支持,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其中江苏省作为全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成效的省份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强劲发展,本文以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初始选取了多个影响区住选择的因素,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这些变量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用逐步回归法修正了模型,得出影响FDI最重要的区位因素,由此得出政策性建议.     

产业集聚、FDI与环境污染——来自安徽省的面板数据

本文首先对产业集聚、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安徽省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再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产业集聚有力地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考察了金融深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制度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经济转轨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转折点的左侧,故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直接作用外,外资还会和金融发展交互作用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由于服务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区位决策也必然不同于制造企业。文章试图从服务业的特征出发,探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服务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整理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行为。随后,利用1998-2004年中国大陆1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1)从全国来看,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我国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2)在东部地区,服务业FDI体现出较强的追随客户的特性,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才能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3)分时期的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追随客户的特性有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一直对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有所偏爱。     

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中介模型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外商在中部六省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研究

笔者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1993年～2003年和2004年～2009年外商在中部六省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研究结论表明,影响外商在中部六省直接投资的因素在逐渐发生变化,未来一段时间累计FDI、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优势、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国际资本流入动因:全球性、区域性还是异质性

基于43个国家金融与资本项目下贷方数据,利用动态分层因子模型将国际资本流入的波动来源分解为全球因子、区域因子与国家异质性成分,测算不同层级动因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异质性因素作用最大,区域因素次之,最后是全球因素。此外,各层级因素的影响体现出资本结构、地区结构及经济体类型的差异性。从资本结构看,全球因素主要影响证券投资,异质性因素主要影响直接投资;从地区结构看,全球因素对欧元区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最大,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作用最小;从国家类型看,异质性因素对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要小于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全球因子对两类经济体的影响程度则相反。     

集聚经济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集聚经济已逐步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Panel Data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发现,提升一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我国需要全面致力于集聚经济的发展,积累集聚经济优势,在维持东部地区的引资优势的同时,更要发展西部的引资优势,使其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财政透明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个维度,分析财政透明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周边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本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具有较为强烈的阻碍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空间滞后和路径依赖;财政透明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三大区域财政透明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西部地区溢出效应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与高透明度和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城市相比,低透明度和低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城市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较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披露制度,提升投资营商环境,同时,地方政府之间还应加强互动与合作,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促进地区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