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动态同化

本文从动态同化(assimilation)的新视角,研究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文章针对该问题特有的数据结构,构建了一种新的非线性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对移民工资同化研究中固有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纠正。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镇每多待一年,其相对工资将增加1.4%。这表明不同初始工资的农民工需要经过10—58年后才能达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工资水平。高学历不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只是增加了其初始工资水平,培训和社会关系对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民工不仅初始相对工资低,而且工资同化速度慢,因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将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这反映出改善农民工务工环境、消除工资歧视的迫切性。同时,本文也揭示了增加社会培训在农民工中的覆盖范围和加强农民工就业指导服务将对"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职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跨度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层次的高低都会对其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初职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而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农民工职业流动与职业上升的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一手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职业流动与职业上升的机制。实证结果显示,近三年职业流动频次对农民工职业上升有倒"U"型影响,适当的职业流动能增加农民工向更高地位职业流动的机会,当近三年流动次数超过6次时,职业上升的概率降低。另外,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上升产生了倒"U"型影响,适当年限的工作经验能够提高农民工职业上升的概率。亲友介绍工作对于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男性比女性发生职业流动的概率高,实现职业上升的可能性更大。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有阻碍作用,而配偶随迁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工资效应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将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区分为同一城市内部的流动和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分别从理论上讨论了两种情况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对相关的理论假设作了实证检验。在控制住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更换就业城市的次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在本地更换工作单位的次数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在本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基于博弈论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农民工与雇主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民工与雇主在各个前提条件下的博弈和得到的结果,认为市场信息欠缺、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对雇主惩罚力度小和农民工上诉成本高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披露和传导机制;建立雇主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督和惩罚制度;建立农民工维权制度等政策建议。     

返乡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研究——以安徽三市调查为例

利用2011年安徽三市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资料,考察了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和返乡以后的梯次流动。农民工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在返乡以后也会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都会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城市的力量: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层级体系,以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为特征,强化了农民工向高行政层级城市迁移的惯性趋势.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9年的千村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层级迁移行为及工资溢价效应.结果显示:首先,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更容易吸引文化程度高、工作经验丰富和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而携带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普通地级市.其次,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最后,研究发现城市的行政级别会通过房价、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中介作用产生工资溢价.总之,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增长的过程:初始阶段,行政层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生活成本补偿的市场价格力量产生工资溢价.随着要素集聚导致城市扩张,基础设施的承载力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就通过行政力量再次分配公共服务资源来调节人口流动.因此,需要平衡城市的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构建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并且均等分配公共服务资源,引导异质性农民工分类分层迁移和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从就业进入、工资影响因素和工资歧视三个方面对2001年、2010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进行研究。对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比较发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大幅提高,与相同学历的城市本地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相似。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与城市本地劳动力正在趋同。2010年农民工面临的就业隔离比2001年大幅下降,而且在各部门内部小时工资的歧视也大幅下降。然而,当农民工进入公有单位时依然受到较强歧视,就业隔离依然存在,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需要进一步健全,仍需规范公有单位的用工和招聘制度。     

农民工工作经验和工资相互关系的人力资本理论解释——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形成效率的视角研究农民工工资与其工作经验的关系。在构建了一个简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之后,本文提出了两条待检验假设,即工资随经验上涨,以及培训对经验的工资回报有显著作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随经验增长的农民工工资,呈速度递减的上升态势;不同分位上的分位数回归显示,农民工工资内部差异随经验增长而不断扩大;接受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工资增速较快,培训只有水平作用没有增长作用,即培训不能显著提升工作经验的工资回报。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城市农民工生命统计价值研究:基于改进的特征工资模型——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生命价值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利用2009年和2012年上海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特征工资模型对样本农民工的生命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行业的伤亡风险对工资率有显著影响,改进模型比经典模型更适合生命价值的评估。基于改进模型得到的城镇农民工平均生命价值为936.56万元,比基于经典模型估算的结果要高,原因在于经典模型中遗漏了消费这一重要变量。对年龄分段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生命价值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型,在46岁~50岁达到最大,并且消费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命价值,其隐含的政策含义对于中国死亡赔偿、生产安全、环境和健康政策的效益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空间工资差异研究--基于中国28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以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为研究的框架基础,按照传统经济学两区域两部门经济的分析思路构建理论模型进行规范分析,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中国28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为数据依据,从而得出了影响中国四大区域之间（东、中、西和东北）实际工资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基于CFPS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前沿文献关注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10—2016年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父辈和子代收入百分位阶层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及流动方向,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作用。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强,并进一步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且对家庭教育程度中等、男性和非农户个体,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中高、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中高地区个体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更显著促进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和劳动力迁移的途径作用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因此,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教育公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等,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红利。     

基于组织生态学的职业迁移理论研究综述

随着组织生态学的发展以及其对劳动就业问题的渗透，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的职业迁移理论得到发展，外部机会构成在预测职业迁移的可能性与倾向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职业迁移是外部机会构成与个人现有工作环境的比较形成的，有关二者的比较研究应是未来职业迁移问题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地区间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和迁移距离对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对收入差距变动的模拟,我们发现1985—1990年至1995—2000年期间增加的模拟农村移民数量只约有40%,与实际移民数量一倍以上的增加幅度有很大差距。这说明1990年代移民的大幅增加还与户籍制度改革等其他因素有关。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未考虑人口迁移影响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并运用迁移概率作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而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摆脱这一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鉴于人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