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生育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为解决目前生育率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严重等社会问题,我国自2021年8月20日起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但在当前家庭经济压力、抚养教育压力及女性就业压力下,我国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当前三孩政策落实的需要,在保障和促进三孩政策落实上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通过对育龄人群进行关于生育保险的问卷调查发现,实践中存在生育津贴水平较低、职场女性难以兼顾生育与工作、生育保险覆盖面仍然不足等问题。基于以上分析,建议采取完善基金统筹制度,政府分担缴费责任,提高生育津贴水平,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等措施促进和保障三孩政策的有效施行。     

生育保险政策解答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将从2005年7月1日起实施，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实行后，将与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一起，形成更加健全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体系框架。为了帮助大家了解生育保险制度及《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相关内容，现就生育保险规定的适用范围、缴费比例及待遇标准等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予以解答。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与创新

生育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北京市2005年出台并实施了《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明确了参保范围、对象、保险项目、缴费基数、比例和支付标准及对困难人群的政策照顾等。在费用结算方式上采用了定额结算，有效控制了费用过快增长，在操作上尽量方便群众，整个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探讨

文章以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政策调整为背景,分析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存在问题,探讨三孩政策下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发展、完善,从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基金统筹层次、扩大待遇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优化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结合方式等方面,提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的思路。     

互联网使用与女性生育意愿——兼论中国女性生育意愿的结构性降低

基于2014年和2018年CFPS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并从互联网微观视角分析中国女性生育意愿结构性变化的成因。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抑制了女性生育意愿，且通过增加生育机会成本和工作—家庭协调成本、推动生育观念转变、促进生育信息交换来实现。在城乡地区，互联网使用通过弱化信息交换限制，更大程度地抑制了身处“信息传递困境”的农村女性的生育意愿，城乡生育意愿趋于收敛；在农村内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柔化的村落，互联网使用所引致的女性生育意愿自发性转变强度越大，村落女性生育意愿持续向低水平趋同。     

变迁中的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决定因素实证研究(1991—2011)

构建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四维模型,并利用1991—2011年CHNS面板数据分析家庭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家庭、区域和政策因素都会影响生育意愿。城乡、区域和不同结构家庭之间的生育意愿趋同意味着现行的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基础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政策重点需要从维持低生育水平转向考虑家庭内在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由"约束型"转向"引导型";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不可预估,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产生意想不到的逆向变化,因此未来更应关注政策过渡的平稳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也应成为未来调整的方向。     

变迁中的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决定因素实证研究（１９９１-２０１１）

构建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四维模型,并利用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ＣＨＮＳ面板数据分析家庭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家庭、区域和政策因素都会影响生育意愿。城乡、区域和不同结构家庭之间的生育意愿趋同意味着现行的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基础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政策重点需要从维持低生育水平转向考虑家庭内在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由“约束型”转向“引导型”;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不可预估,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产生意想不到的逆向变化,因此未来更应关注政策过渡的平稳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也应成为未来调整的方向。     

基于SSP范式的生育保险政策影响分析

生育保险政策是为了保障职工在生育期间获得经济补偿和基本医疗服务，均衡用人单位生育费用负担，促进公平就业而制定的。本文运用状态-结构-绩效（SSP）范式来分析生育保险政策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994年由劳动部颁发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存在覆盖范围小、用人单位缴费比例高、对各方权责规定不明确、对违反规定的惩罚力度不足等问题。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作出改进，绩效分析的结论与政策设立的初衰基本一致。但该办法仍然存在生育保险基金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女性生育决策和儿童抚养受到影响、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交易成本等问题，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基本方略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现行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逐步走上法治轨道(1980年至今)。当前,社会上所谓人口计生"放松论"、"放开论""原罪论"等传得沸沸扬扬,人口计生工作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在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因此,对"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基本方略进行探讨。     

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与计划生育保障体系研究

新型生育文化在我国已逐步形成，并且对稳定当前低生育水平起着积极的作用。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一般由制度层面、习俗层面、观念层面和发展层面的建设构成。计划生育保障体系是国家为解除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建立起来的各种保障制度和措施。建立和健全计划生育保障体系既丰富了新型生育文化的内涵，又为新型生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生育水平下降的宏观现象和微观机理——来自婚姻延迟和生育延迟的验证

本文结合2013—2015年连续抽样调查数据,论证生育水平下降的宏观现象和微观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婚姻延迟和生育水平下降存在因果关系,为此结合伊斯特林模型 、Oaxaca-Blinder模型和双重差分法验证这一关系,结婚年龄和初育年龄的延迟可以解释生育水平下降63.6％的原因;金融资本是带来生育水平代际差异(生育水平代际间下降)的主要原因,生育成本和生育机会成本比较高是影响当前生育水平下降的因素之一;人力资本中个人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数量也会影响生育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学制,降低结婚年龄;建立多重补贴体系,间接提高居民家庭的金融资本等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当前生育水平.     

烟台开发区生育保险现状分析

分析了烟台开发区生育保险的现状,指出,应加快生育保险立法进程、提高覆盖面、调整生育保险政策、加强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低生育条件下区域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发展效应——以大连市为例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预测分析框架,采用递进生育人口发展模型与年龄移算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和分析了低生育率下区域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已经步入超低生育率地区的生育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不仅不会带来生育率和人口规模的大幅反弹,而且还有助于缓解人口规模峰值过后老龄化给人口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未来劳动力人口供给不足及其经济负担过重问题,确保区域人口安全及人口和谐发展。     

关于二十年来生育观念研究的文献综述

生育观念不仅影响着人们实际的生育水平,同时也关系到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人口的整体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相关文献,从人们对生育子女数量的选择、对生育子女的性别是否存在偏好、生育的时间和目的的不同、对国家生育政策的不同的看法等不同方面进行的研究进行描述,同时,对人们关于上述研究内容会有不同选择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生育友好型”财税政策发展研究：历史制度视角

202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接连发布了优化生育支持的相关指导意见,使得推动适度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成为当前工作重点。在政策和舆论的窗口期,本文系统回顾了我国从古至今的生育激励政策变迁路径和关键节点,试图在分析人口规律和时代背景基础上正确认知与评价我国的生育政策变化,通过古今财税政策梳理,提出适应中国国情、提振生育意愿的可行性建议。     

低生育不浃下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稳定低生育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目标的手段。我国目前低生育水平不稳定要从“以数为本”向“以人为本”过渡，重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机制，实现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育保险问题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作为重要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妇女作为劳动力及未来劳动力的“生产者”，应受到特殊的保护。生育保险就是针对女性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实际情况给予的相应保障。我国生育保险现状与国际组织相关条约相比较，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     

论当代大学生的生育观

本文通过对当代大学生生育观概念和基本特点的界定,经过对大学生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性别偏好进行调查和研究,分析出中国大学生生育意愿现状。针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多元化的现象,提出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生育观的建议。     

生育保险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与女性平等就业权

目前我国通过立法等多种手段保证女性在就业领域不会因为生育期、哺乳期等问题而遭受性别歧视.但事实上,即使有相关法律政策的保护,女性因生育问题而导致的性别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生育保险政策的主流有助于从理念上转变生育保险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而减少因生育问题而导致的就业领域性别歧视.     

互联网使用如何降低女性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问题是党和国家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现实背景下,探明互联网使用在低生育率现象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有利于政府精准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GSS2013、2015、2017的数据,使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女性兼职行为,从而提高女性收入,进而提高女性生育成本和传递有关家庭、婚姻的负面信息,挤出夫妻之间的共同闲暇时间,从而降低婚姻稳定性等两条途径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存在户籍类型、就业部门、政治身份、年龄等的异质性,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城市、非党员、非国有部门女性的生育意愿,对18～24岁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大。文章为互联网普及背景下我国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为信息时代人口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