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有力支持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落地,特别是支持降成本和补短板两个方面成效显著,大规模减轻了企业税费负担,补上了多项民生短板.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升级,需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支持,寻求与之相适应的财政能力便成为重中之重.除了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新增的财政能力外,统筹和盘活存量财政资金、落实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优化支出结构等方法均有助于提升和扩展财政能力.但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升和扩展财政能力的空间有限,对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说,还需在战略战术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做出具体安排.     

实体经济与财政转型:政策层面的供给侧改革

振兴实体经济与实现财政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两项重要工作.从政策层面的供给侧改革切入,有助于厘清实体经济与财政转型的互动关系与内在机制.实体经济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及投资收益率降低、区域分割与垄断导致市场边际增量减小、开放经济条件下消费溢出等严峻现实.财政转型亦遭遇为工业国打造的财政制度不适用、碎片化市场主体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国际税收竞争与定价机制变化的冲击等结构性难题.研究认为应致力于实现实体经济与财政转型的有效互动.建议积极探索新经济下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稳妥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发挥产业政策与金融改革的润滑作用.     

浅议我国激励企业研发的财政政策

我国激励企业研发的财政政策从运行情况看,在提供财政资助和税收优惠方面尚不完善,从而影响到激励成效的发挥。可适当调整财政资助的结构,提升税收激励作用,并从培育企业创新意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方面加强政策外的制度环境建设,以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热情,进一步完善当前的财政激励政策。     

“十五”期间辽宁财政支持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支持企业改革与发展，对发展经济、做大财政“蛋糕”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下，既要坚持公共财政的支出原则，将支出的重点放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又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通过政策调整，促进企业发展，从而为财政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十五”期间，辽宁省财政坚决贯彻国家、[第一段]     

结构性减税的背景、意义及路径选择

面对欧美经济形势持续震荡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加深,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这意味着结构性减税政策再次成为我国2013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近几年来,我国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为结构性减税提供了可能性,当前经济增速下滑为结构性减税提供了必要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成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路径选择.     

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财税因素及矫正对策

企业职能和财政职能的错位,80年代实行的拨改贷财政政策,国家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实行的不同税赋及现行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不够等财税因素,制约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进程。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步的财税政策进行调整,主要有：实行财政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开,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财政职能转换;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实行平等竞争;财政积极协助企业清理债务,使企业轻装上阵;制定促进技术进步的财税政策,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轻企业负担。     

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已成为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近年来,政府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本文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管理办法还有待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较为有限,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缺乏系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人力资本的税收优惠政策较为薄弱,缺乏税收优惠政策形成的税式支出核算制度.在问题分析基础上,建议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注重过程管理,动态监控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加强对中小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建立系统性的贯穿成果创新转化全过程的税收优惠政策.     

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随着COVID-19疫情爆发,国内外形势已发生极大变化,加之我国宏观经济在此前便开始步入“新常态”,随着不断逼近上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的分界线,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经济可持续性更加呼唤经济高质量发展,于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也随之面临新的挑战。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依次从紧密联系、联动领域、不同调节范围及侧重点四个维度来观察。财政政策在与货币政策实现协调配合的过程当中,其功能分野各有所长,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方面作用突出,而侧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则要求财政政策更多发挥作用。我国自1992年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历经五个阶段,亚洲金融危机时两大政策双松促增长,而引领经济“新常态”时两大政策一松一稳防风险助转型。当下,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当特别注重政策工具所依托的制度建设逻辑,加入应对新冠疫情与“六稳”、“六保”等考虑,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推进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需注重从“逆周期”演化为“跨周期”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控机制优化。     

关于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思考

为解决需求结构性失衡,实现既防通胀,又防通缩的宏观调控目标,以及为释放和化解财政的风险压力, 保证财政发展和改革的可持续性,积极财政政策理应淡出。稳健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在两难背景下作出的现实选择,其要点在于总量上的“稳步退出”和结构上的“有进有退”。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恢复征收、地方政府预算外与制度外投资的整治、收入分配职责的政府问合理配置、改革成本支付职能的履行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等。     

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财政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财政失衡有所缓解,但是债务负担依然沉重,尤其"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导致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削弱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拉美国家主要实施了强化财政纪律、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大幅度削减关税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方面的财政改革,试图通过中短期的财政调整来解决长期存在的发展依赖外资和收入分配不公等诸多结构性矛盾,然而这种改革方式的有效性非常有限,其财政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财政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思与治:再论新常态下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过去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刺激加速了我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与"供需错配"现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认为是治理这一现象的最佳良药,然改革的实践却与理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效率与质量。据此,文章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依托"财税体制改革"降成本,创造条件促企业转型、激发居民需求;依托"政府管制放松"以发挥市场作用矫正资源错配,创造条件推进国企改革;依托"市场化"去产能,创造条件促企业有序退出;依托"金融市场改革"去杠杆,创造条件提高资源配置效益,以及依靠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创造条件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五个方面提出了助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当积极财政政策遭遇"L"型增长:周期性财政政策的渐进稳健之路

常态下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常态化.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超期服役而疲态尽显,有逐步走向稳健的需要.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L"型增长轨迹的确认,向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地方债置换导致的政府债务的累积,政府存款暴涨背后的政府支出低效率和由于财政收入增速下滑、财政支出增速的上涨给财政可持续性和公共部门的稳健运行带来的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去杠杆过程的推进,都要求适度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不能依靠常规的周期性财政政策,而是应当引入结构性赤字和长周期预算,构建符合中国制度和发展特征的多层次财政平衡体系.     

创新经济治理方式:走向“财政宏观管理”北大核心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我国财政管理和调控国民经济的方式不断演进,初步形成了财政宏观管理体系,但这一体系只是初步的,其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仅凭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很难解决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也无法担负起新时代赋予财政的历史使命。为此,需要树立“大财政观”,形成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为重心的宏观管理基本框架,从公共风险治理机制、国有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税费制度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创新财政宏观管理,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路与对策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内涵特征方面,要科学把握“实施”的新目标、“积极”的新要求、“财政”的新定位、“政策”的新内容;在总体要求方面,要更加突出政策效能提升,在理念上坚持财政公共属性、方向上提升政策精准特性、实施中注重结果有效性、长期强调可持续性;在政策举措方面,既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持续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政策精准性有效性,又要系统推进相关改革,注重其他政策的协同和配套制度的完善,形成政策合力。     

2012年以来我国财税政策回顾及问题发现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财税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2013年-2015年,我国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灵活、稳健地控制赤字和国债规模,并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通过扩大投资、减税降费、支持小微企业、支持创业创新等方式努力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增强经济活力.按照问题导向的基本思路,本文在对2012年以来财税政策全面回顾的基础上,分析当前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并研究提出改进财税政策成效的思路和建议.     

我国税收负担现状与税收政策的选择

目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转型为稳健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属中性政策类型,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其实质是协调发展政策,税收政策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要注重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当前我国的税收负担与税收政策、税制改革的方向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财政政策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为支持国企改革,现行财政制度要从税收制度、社会保障、财政投资、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财政政策有：第一,优化税制,建立鼓励投资和促进公平的税收制度;第二,增加重要产业和领域内的国有经济的财政投资,增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后劲;第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第四,积极探索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江苏财政协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动因、绩效与改革路径

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根本路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单一的财政手段或单一的金融手段都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绩效,财政工具与金融工具互相取长补短、协调配合,共同支持科技创新,成为科技政策的主流范式.江苏在财政协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因此,必须以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系统探索财政协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基本路径与推进策略.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劳动灵活性与企业创新

匹配2006-2020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和全球经济自由度数据库,研究中等收入阶段以上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对企业创新主要起正向影响;(2)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正向创新效应对服务业企业、高生产率企业更为明显;(3)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     

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基础研究、技术进步带动的管理创新已成为知识社会科技创新的主题,由此带动科学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并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一国的核心竞争力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本文结合财政科技创新投入运行现状及其政策实施效果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现行财政支持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成效检验,从而找出立足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诉求,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财政政策存在的现实性约束。探讨完善我国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财政政策体系的具体举措,为构建一个适合我国企业创新诉求且相对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