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代婚姻立法中的纲常残影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时代的镜子。婚姻家庭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而用于记载婚姻家庭制度变迁的便是婚姻法。婚姻法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涉及到男女老少、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除了婚姻法,没有哪一部法律的修改和催生会如此万众瞩目和众说纷纭,这不仅是因为婚姻法与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千家万户的生存质量有关,还在于婚姻法是一个时代变迁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即使在当今社会,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也未从女性的身上彻底脱去,在婚姻之中,女性的权利仍未得到合理有效的保障。而在我国现有的婚姻立法制度之中,妇女权益的保证也未得到充分体现。现如今,我国的婚姻立法,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关于当今中国同性恋生存境况的探究

2017年5月24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宪宣布禁止同性结婚是违反宪法,从此中国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然而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同性恋群体仍然处于边缘化.基于其特殊的亚文化特征,中国民众对其认知和理解并不全面深刻.近年来西方多个国家通过法案,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得同性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关注.但是作为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同性恋群体在当今的中国中国社会生存境况如何?中国大陆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有没有可行性?同性平权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中国古代限制结婚的法制略述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婚姻的历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限制婚姻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不同期代根据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不同的规定，有些限制保证人口繁衍的需要，有些限制保证社会稳定，促进农业生产、生活等都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不合理之处。纵观各朝代对婚姻的限制，对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等有一家的意义。     

民初妇女婚姻家庭地位之嬗变

妇女的婚姻法律地位,关系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民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封建帝制的垮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风气诸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相适应,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民初妇女不仅具有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而且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离婚与再嫁也相对自由。婚姻家庭地位的变化,表明民初妇女整体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社会稳定的法律机制初探

社会稳定的法律机制是一个动态系统 ,其内部结构诸环节或要素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的运动发展过程。在建构社会稳定的法律机制时应重点考虑以下环节 :一、加强市场立法 ,建立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法律的规范 ,就无法界定市场主体的资格 ,无法明确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也无法确定市场运行的规则以及权利保障机制 ,其后果必然是市场主体的权利随意被侵犯 ,而市场主体也会以各种名义挖国家的墙角 ,平等、有序、健康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就无法确定和发展。当前应重点解决以下…     

浅析中国唐代婚姻制度

唐律在中国封建法制历史的长河中堪居最高地位,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楷模。作为其内容之一的婚姻家庭法亦是古代法律的典范,它的立法指导思想、内容不仅有时代特色,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中国现行的婚姻法律制度也有指导、借鉴作用。结合唐代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唐代婚姻制度中的婚姻成立和解除的条件为例,总结了其特点及对现行婚姻法律制的借鉴意义,以完善中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     

对把握好新闻舆论监督的几点认识

舆论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古往今来，它在维护人类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舆论虽不象法律一样具有强制力量，但从人类社会的概念上讲它又是一种更强大、更有广泛性的力量。以至于社会发展至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能感到舆论力量的存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成为国家监督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规范人们的思想和引导舆论方向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强调重视新闻的舆论监督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正确地…     

事实婚姻诸问题研究

我国立法对事实婚姻的取舍经历了从绝对承认、不承认以及相对承认的一波三折,实质上反映了事实婚姻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事实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等同于非法同居和非婚同居。文章认为在区分非法同居和非婚同居不同法律效力的基础上,应当在立法上承认事实婚姻,对不同状态的事实婚姻分别规定其法律效果。     

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治路径

社会保障权是指社会成员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经济保障和物质帮助,以维持一定生活水平需要的法律权利。社会保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要,是保障公民充分享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获得主体自我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维护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低，农民的社会保障未全面覆盖，绝大多数农民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得不到充分实现，这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不和谐的音符。     

刍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范围

现行法律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监督及法律制裁,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追偿,现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的职能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而关于如何保护,则必须从诉讼范围上理清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限,确定如公害案件、反垄断案件等特殊案件作为公益诉讼的范围。     

政治权利分析与民主政治建设

(一)权利作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根据一定法律规范享有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条件和机会,具有丰富的内容,如人身权、劳动权、休息权、权益保障权,等等。政治权利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是指根据宪法和法律,公民所享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项权利。政治权利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是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参与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     

制定旅游法的必要性思考

旅游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旅游活动也从古代旅游阶段发展到现代旅游阶段,旅游的主体和规模不断扩大,在旅游活动中产生的问题和纠纷也不断增多.法律作为调整人类活动的重要制度也理应在规范和发展旅游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做好行政救济工作之我见

一个国家公民权利的完善和保护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法治和民主化程度的标志。有权利必须有救济，国家不仅要通过法律使公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同时也要制定完备的权利救济法律制度来保护公民已取得的权益。     

制定旅游法的必要性思考

旅游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旅游活动也从古代旅游阶段发展到现代旅游阶段，旅游的主体和规模不断扩大，在旅游活动中产生的问题和纠纷也不断增多。法律作为调整人类活动的重要制度也理应在规范和发展旅游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性婚姻的宪法之纬——《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述评

当同性恋不再是罪,当同性恋也不再是病,当同性恋的性权利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非婚同居、性交易、性乱交都是同主流道德不相吻合的,那么如果拒绝了同性婚姻,同性恋还能怎么做?     

知识产权产生属性论

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与有形财产权一样，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并又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有出现社会分工，尤其当社会进入工业资本经济时代，知识财产为法律确认和保护，被赋予独占和专有使用的权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才始得正式形成。     

同性婚姻的宪法之纬——《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述评

当同性恋不再是罪，当同性恋也不再是病，当同性恋的性权利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非婚同居、性交易、性乱交都是同主流道德不相吻合的，那么如果拒绝了同性婚姻，同性恋还能怎么做?     

“依法治国”探析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当发达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 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的核心内容,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浅论事实婚姻

事实婚姻是法律婚之外客观存在与社会生活中的婚姻形态,并在许多国家或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名称、性质和法律上的对策各不相同。中国自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结婚登记制度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未经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仍然大量存在。对此,中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对其效力的确认几经变迁,从1950年《婚姻法》到2001年《婚姻法》,在立法和司法的层面上,对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大致经过了：承认—相对承认—绝对不承认—相对不承认的四个阶段。事实婚姻的大量存在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有很大危害的。     

另类法律文化研究中的爱悦与规训——读《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

《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一书开拓了或者说“显化”了一种新的法学作品的写作模式,运用文化研究的进路,检视中国语境下同性恋身份的法律建构,动摇了异性恋正统制的霸权地位。作者对同性婚姻的论证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批判性“文化研究”进路在法学领域里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