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根源探究

正当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不无关联,资本逻辑是异化生产、过度消费、理性计算和全球扩张的逻辑。资本的异化生产将自然界仅仅作为"有用物"加以掠夺;过度消费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透支;理性计算过滤掉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全球扩张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提供了契机。这四个方面的相互协调,相互作用,成为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切危机的总根源。受该流派影响,学界产生了关于生态危机     

资本逻辑:当代中国市场失范的经济根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市场失范现象也日益蔓延。其经济根源在于资本逻辑,资本力量的二重性,造成资本扩张目的过度抬高与实现手段非制度化的背离,联合资本怪胎分割剩余价值,加之国际产业链的价值挤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价值掠夺造成暴富的示范效应等力量,使中国企业出现市场失范,也扰乱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多维审视

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是资本逻辑的深刻体现.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演化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按照资本逻辑运行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危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危机以及人自身的人类生态危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三重维度的全面审视,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生态危机,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

"空间的生产"是近年来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城市空间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进展。通过对"空间的生产"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的解析,认为"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空间重新塑造,并以其作为底板、介质或产物,形成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内外部环境影响下,资本逻辑和权力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带来了空间生产的异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应深度理解空间资本化的双重逻辑,警觉资本逻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另类牵引,新型城镇化空间实践的价值取向应平衡"资本"与"人本"的关系,在实践和研究中明确空间生产效能"以人为本"的需求面向。     

论生态危机全球化

生态危机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它与经济危机一样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且伴随着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加速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转移.生态危机全球化具有全球市场向度、国际资本的逻辑向度和世界公害性特征,其发生和治理不以个别国际行为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生态危机全球化的全球治理定位有赖于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投资的生态化转型.     

资本的辩证逻辑:生态危机与生态文明——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本质肇因,进而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具有因果关联,与生态文明相对立.然而,无论是以马克思资本逻辑二重性的生态文明蕴含来省察,还是拿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境遇来检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备性并非完全自洽,其既有进步意义也具有值得警惕的理论缺憾,尤其是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对其存在着丰富和超越.对资本逻辑的“道德批判”决不能代替“科学批判”:生态危机的肇因不只资本逻辑“一面”,而且包含非自觉创造人类文明的“另一面”,这即是“资本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深刻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取向,是倡导一种以"原子"式的"经济人"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取向,是倡导一种以虚幻的、集权的"集体"为中心的绝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很显然,这是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的两种极端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肯定个人的主体地位也肯定集体的重要作用,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倡导一种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中心、以"真正共同体"为目标的"个人-集体"主义的新型价值观.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治理机制的视角

借助"沪港通"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克服以往跨国研究中事件识别误差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境外投资者被动"用脚投票"与主动"用手投票"的内外部双重治理来实现的.拓展性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仍是市场套利,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实现了价值创造.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鼓励成熟的境外投资者入市,并引导机构投资者实现真正的积极股东主义,促进资本回流实体经济.     

大卫·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限度

《资本的限度》是大卫·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扛鼎之作,尔后系列著作均是《资本的限度》的衍生物.价值与空间的整合、"三块危机"与"时空修复"是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结构,空间(地理)、价值流动、过度积累、固定资本、金融系统是其重要范畴;劳动价值本体的流通化、资本矛盾性质的空间化、阶级结构关系的权力化是其逻辑实质;预设独立的空间视角、缺乏大写的历史逻辑、虚化主体的空间革命是其理论局限.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论》进行的空间化、经验式的降维改写.     

经济学两种研究范式的碰撞与演革——再论经济学的"工具理性"与"演化视角"的矛盾统一

在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演革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研究范式的争论:一种是以"经济人"逻辑演绎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另一种是以"演进理性"的历史主义-制度主义-演进主义为基础的非主流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研究范式争论和碰撞了上百年.其实,我们应该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二者.主流经济学的演绎逻辑分析框架适合于分析诸如经济活动的短期优化、市场关系和企业静态结构之类的可自我实施性问题;而后者的演化分析框架则适合于分析动态的宏观经济社会问题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演进问题等.     

当代“消费文化”转向研究——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19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灵活积累"调节模式深刻地改变了大工业生产时代人们的时空体验和价值观念。"消费"日益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并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当代消费文化批判依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逻辑的分析,借助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揭示了"符号-商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生产过程及其经济学意义。马克思将消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环节与逻辑延伸,阐释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研究视角构成了剖析消费社会中资本逻辑与符号逻辑同构性的理论基础。     

论世界经济秩序的逻辑:自由主义、利益平衡与结构体系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资本逻辑的衍生,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全球化参与拓展各经济主体提供获利机会和空间,交互摩擦和利益诉求需要以利益平衡来调和,即贸易平衡。而在技术、资源不平衡格局下,这种平衡是一种价值扭曲的平衡。资本逻辑的"必然"是对资本放任的结果,不是经济运行结构的逻辑必然,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生产与消费的结构体系,生产地与消费地以及生产中心与创新中心的分离,影响到地域经济结构平衡,即全球化的结构不能确保地域结构有序。因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只是资本逻辑的辩护,平衡利益的贸易平衡不能替代区域经济的结构平衡,即消费与生产不能脱节。因此,全球化必须回归到区域层面上的生产-消费的循环上来,把民生改善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回归到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上来。     

经济新常态与生态文明的维护与建设——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李济广教授访谈录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大逻辑是对片面、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增长主义"的又一次遏制。但是,要把新常态的指导思想真正贯彻落实好,有效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增长主义倾向,还需切实认识到位,政策措施得当。前不久,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5届年会暨经济新常态:特征与趋势理论研讨会"上,本刊记者有幸听取了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李济广教授题为《经济新常态与生态文明的维护与建设》的发言。他的发言论述了经济新常态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本刊将他的发言以访谈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从范式论看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竞争-共生关系

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两个基本的流派和方向。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作为两种理论框架符合科学哲学历史学派库恩范式论的要求。具有“不可通约性” ,常规科学的“解难题”、“库恩损失”等理论范式在竞争和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规定性。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学派和范式的竞争共生关系检验了库恩范式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价值性     

论克沃尔对资本的生态批判

克沃尔通过对资本的生态批判,揭示了资本是自然的最大敌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生态病态的社会.为了消除资本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必须解构资本的扩张逻辑,建立一个超越资本的生态健全的社会.克沃尔从生态视角对资本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     

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

主要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伴随现代经济发展,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小农生产将被个体的产业工人所取代,其三代家庭也将会被核心家庭所取代.但中国经济史的实际却显示,即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的今天,小农家庭农场,以及其三代家庭,仍然顽强持续.当前的中国法律体系在实践层面上也同样展示一个庞大的家庭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非正规领域.同时,在非正规-家庭主义和正规-个人主义之间,还存有一个巨大的两者拉锯的中间领域.家庭单位的经济行为所展示的是与一般经济学的前提信念很不一样的逻辑.它对待劳动力的态度既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又不同于个体的工人.它的劳动力组成结构也迥然不同,对待投资、子女教育和婚姻也很不一样.中国的现代性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层面上与现代西方存在的种种差异,意味着亟需建立另一种社会科学;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化之不同于西方的主张提出社会经济依据.     

大地的脉搏——对大地伦理学的哲学思考

大地伦理学是奥尔多·利奥波德创立的一种以整体主义为价值核心的环境伦理思想。该思想为人类拯救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伦理价值导向。其核心概念“土地共同体”改变了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确立了伦理整体主义的最高原则，与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主义形成三级对立模式。考察大地伦理自身，亦存在自然主义的谬误、“环境法西斯主义”、反文明倾向等诸多问题。     

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关系

资本逻辑以"增殖"为唯一目的,强制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不断地解构与其密切相关的生态逻辑。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资本逻辑从时间和空间上造成生态逻辑的断裂,决定了恶劣的生产环境。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本增殖逻辑对市场空间的构建导致了异化的消费生活方式和贫乏的生活环境。此外,经济危机和军事生活造成生态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只有正确理解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以社会主义的力量掌控资本,才能跳出"资本增殖"的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斯蒂德曼实物量关系分析中的逻辑问题

斯蒂德曼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存在重大逻辑问题,认为利润率、价格可以单纯由实物量关系决定。这一结论是通过利润率与价格的循环论证推导出来的。在实物量关系分析中,他又完全不顾商品的量纲差异,脱离不同商品的运算需要预先通约这一常识性前提。此外,他一方面不从投入导出产出,主观随意地设定投入、产出的物量;另一方面又仅仅抓住商品的作为计量单位的名称及其物量,完全忽视同样称为一"单位"的商品的实际价值的可能变化。他所谓商品价值的不确定性、负剩余价值的存在等都是由此产生的。他无力理解货币利润率与价值利润率不一致,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计量问题"有关。     

资本逻辑与劳动伦理

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不断扩张的逻辑。资本总是不断地通过竞争、流动、扩张,使其在运动中增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仍然存在"资本逻辑",这是中国当下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资本逻辑加以伦理限制,减少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是全球化资本时代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