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新背景与新特征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作为农村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的村民自治,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它的变革既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配套举措,也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系统环节,这是转型期农村问题研究的新背景和新特征。     

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责任机制研究

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政府的责任机制建设是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胜法宝.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不要惧怕直面现实问题,要勇于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样既可以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序发展,又可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良好政府形象的构建.强化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乡村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所处的环境、担负的任务、工作的条件以及自身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工作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时代特征更加鲜明,对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乡村治理结构是紧密相连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决定着乡村治理结构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必须适应和满足乡村治理形势和治理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乌坎事件中的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反思

农村基层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部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层面的民主构建,农村基层民主同时也是广大村民实现当家作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必然要求。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没有体现其应然的面貌。四个民主流于形式,两个公开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就以乌坎村事件为例,探究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之困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转型期城市治理中的结构优化与资源配置

城市中心主义的泛滥、有城无市的繁荣、顾此失彼的发展、集群扩展的交叠、负重服务的尴尬等问题,决定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城市将会在调整中发展,且调整的核心将是实现现有城市的功能转型与科学定位,把工业化、商品产业化进程中强加给城市的一些功能迁移出去,并加大力度优化城市结构,合理配置城市资源。     

经济社会治理的裂变:从跨国治理到全球治理

为解决战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ATT等多边机构在经济领域实行跨国治理。然而这些跨国治理机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操控，只关注市场自由化，忽视了其它社会问题，因而在民主和公平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为了解决全球经济社会问题，以联合国为协调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在形成。这种治理模式把国家、国际组织、私人部门和NGO等主体囊括到全球问题的治理之中，把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同时作为治理主题，兼顾效率、公平和民主等治理价值，从而超越跨国治理而发生裂变。     

社会主义宪政的特征、内涵及实践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当前就应该努力推行宪政。宪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特征。在中国发展宪政首先应该明确社会主义宪政的内涵，了解其价值追求，以此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宪政的必由之路。     

论宪政的人权保障

针对宪政国家的理想目标,阐述了宪政和人权的基本含义,分析了宪政与人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宪法为例,同时通过对各国不同国情的分析,论述了宪政对人权的保障,是通过对人权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少数人和弱势群体的保护来实现的。     

乡村网格化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成都Q村网格化治理实践“离土性”的思考

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各地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其中网格化治理是将现代治理技术应用于城乡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之一。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治理资源和治理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将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网格化治理直接植入式地运用于乡村治理体系中,将带来治理技术与治理基础的冲突。成都市Q村在推进网格化治理的实践中存在形式化和冗余性等问题,表明网格化治理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即具有“离土性”）。邻里相知的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生活逻辑、均衡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内生自治的村庄公共性等决定了村民自治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适宜的治理方式,要使网格化等现代治理技术在乡村落地,必须坚持乡村治理的自治属性,提升治理技术的内生性,实现治理技术与村民自治的融合,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社会现代化。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和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各地的改革实践中村两委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在治理过程和交易流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且两者通常融为一体,形成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的横纵交错的“十”字基层治理结构。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调研分析发现,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全域治理体系：以自治为基础,治理手段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以法治为根本,入市交易从隐形流转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德治为引领,地方精英通过“优生带差生”“党员带群众”等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村民自治进一步夯实和发挥村两委与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作用;以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农村农业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为准绳,通过法治进一步规范各主体行为和各环节流程;以培育和引导新乡贤为抓手,通过德治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家庭条件较好、威望较高的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诉求呈现多元化特征,社会治理难度也进一步加大。因此,正确把握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统筹协调的工作方法,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社会转型与乡村教育发展探析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乡村文化面临着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乡村文化蕴含着乡村特有的文化特质,是乡村教育的生命源泉。如今,乡村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的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隔离。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乡村文化应该如何发展,乡村教育又应该确立怎样的发展目标,这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新农村建设必须重视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

农村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严重影响到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的稳定。我们只有从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出发,找出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深层原因,进行综合治理,才能在稳定农村,发展农村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减少农村污染,保护农村生态,建设整洁乡村。     

西部地区绿色治理的机制研究——以贵州为例

转型时期,我国西部地区面临着复杂的发展问题,经济增长、社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无法有效解决目前的困境。因此,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构建适合西部地区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高效、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的议题。绿色治理机制是包括政府引导、社会自治、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等要素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贵州案例的研究,对西部地区实现绿色治理的现状与困境、意义和基础以及运行机制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经济转型对浙江省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因素的分解,运用浙江省11个地级市2001-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测度经济结构变化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需求供给变量中的人均GDP、转型系数、资本劳动比(K/L),技术创新变量研发投入(R&D)、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贸易变量净出口总额(EX)均为显著,且系数关系能得到良好的解释。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促进浙江省的经济转型;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质量,吸引外资进入浙江省的高技术产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浙江省的技术创新水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探讨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要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建立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秩序,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     

新形势下开拓和发展农村市场的思考

当前,内需不足尤其是农村市场启而未动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文章在分析了我国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农村市场的现状、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开拓和发展农村市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是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内生性乡绅治理、近代社会的经纪人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的队社体制与乡政村治等阶段,现阶段其管理面临着制度脱嵌、模糊治理、财力匮乏、压力型管理等问题。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强调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应走向多元合作、互动共治,并从社区文化、协调机制、筹资模式、管理手段方面,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