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RCEP伙伴国的证据

数字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相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RCEP签署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必要考虑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定量测度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其中培养数字化潜力人才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国家提高数字经济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研究有助于优化中国海外投资布局,推动RCEP成员国互利共赢。     

经济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多维度视角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东道国与母国多维度的经济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将经济距离划分为需求偏好距离、劳动力成本距离、基础设施距离和相对价格距离,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需求偏好相似、劳动力成本距离小、相对价格距离大,以及基础设施距离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走出去"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时,必须同时考虑东道国与母国自有经济状况,将经济距离作为重要参考要素。     

投资便利化建设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门槛检验北大核心CSSCI

系统构建了一套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全球107个国家(地区)2009~2016年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状况,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异质化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理区域投资便利化发展差异较大,大洋洲、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投资便利化指数依次递减,投资便利化指数较高的国家多为欧美发达经济体,而投资便利化指数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与南美洲的欠发达地区;从全样本来看,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跨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从分样本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发展,可以有效吸引中国跨国资本的流入,但中国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则较少考虑投资便利化因素;从门槛结果来看,经济规模较大,劳动要素丰裕或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国家,通过改善投资便利化环境,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促进效果不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迅猛。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外多重因素的作用，国内的就业问题一直十分严峻，“就业”逐渐成为我国相关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将对国内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生产率异质性、东道国市场条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使用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具有生产率异质性的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在具有不同市场条件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在一些市场条件较差的国家进行投资。其内在逻辑是:市场规模较小、进入成本更高、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对中国企业而言有着更高的临界生产率,由此吸引更多生产率较高的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在使用多种方法处理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之间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作者利用2004~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区位面板数据,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综合平台,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孔子学院助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文化交流互鉴降低了中外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以及通过促进国际友好合作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保护作用存在替代效应。同时,本文作者发现,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条件约束,在文化差异较小或制度质量较低的东道国,孔子学院的作用更加显著。     

投资动机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GMM分析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GMM分析法利用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产能过剩,供需出现错配情况,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改革自生创新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系统论述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外和国内两个阶段的逆向技术溢出传导机制,针对O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选取1995~2014年数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分析表明,OFDI对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几种获取技术的路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但影响效果不同。国内研发和OFDI对创新作用的影响最大,进口的影响力度次之,引进外资(IFDI)对创新的提升作用最小。研究得出结论:OFDI存在创新效应,能有效驱动我国供给侧改革。     

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3~2012年中国OFDI的69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FGLS模型重点考察了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及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OFDI产生正效应;运用Hansen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考察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的门槛值,发现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这为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与支持。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我国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后起国家技术寻求型OFDI机理研究:基于韩国的案例分析

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弥补本国技术上的不足,是后起国家加快技术进步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文章以韩国为例,研究了其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技术进步路径,结果表明,韩国技术寻求型OFDI具有始发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着眼于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国内大企业为主导和得力于政府全方位积极推动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开展技术寻求型OFDI,提出要注重区域异质性、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立足于高新技术产业,政府提供多方面的政策与服务支持等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DUP对东道国FDI质量影响——基于博弈均衡分析

文章运用数理模型、演绎推理方法展示DUP对FDI质量的影响路径,指出跨国公司DUP对FDI质量存在以下影响:FDI实际变速大于无DUP时的政府预期,放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当FDI规模增加时,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减小,小型投资项目比重增加,FDI结构发生不利变动;小型投资项目变速较快,加剧了投资波动,导致整体FDI质量下降,对东道国经济稳定增长贡献率降低。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对东盟十国投资为例

本文利用面板模型,以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为例,研究了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OFDI,但是人民币汇率非对称性的波动加大了中国OFDI风险,人民币汇率每波动一个百分点,会导致OFDI减少两个百分点;此外,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也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基于此,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应把握好人民币加入SDR所带来的机遇,加快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同时中国还应有效管理汇率预期,并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这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基于灰色关联的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区2004-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数据,通过灰色关联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省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对外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国际化程度、OFDI区位分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关于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海外投资区位分布对绩效影响的研究大都只考虑投资所跨区域的数量,忽略了企业在不同区域投资额不同甚至差异很大这一事实。本文借鉴相对熵指数建立能够衡量企业海外投资额在地理分布上的集中或分散程度的指标——投资区位分散度,以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国际化程度、海外投资区域数量以及投资区位分散度三个维度来研究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呈正U型曲线关系,海外投资区域数量以及投资区位分散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原因在于,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国际化仍处于初期阶段,缺乏海外投资经验,跨国经营管理能力薄弱,初始国际化成本往往大于收益,国际化经营表现为对企业绩效负影响;随着海外投资增长,企业通过学习效应积累经验,逐渐适应东道国环境,国际化收益逐渐超过成本,国际化经营促进绩效提升;处于国际化初期的我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所跨区域数量越多、投资越均匀分散,企业面临的东道国新环境的挑战以及管理协调成本越大,越不利于企业集中资源深入挖掘与充分利用已有的区位优势,越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溢出效应的文献按其结论分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或不存在溢出效应和负溢出效应,通过从国别、地区、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维度对FDI溢出效应机制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单纯提高一个地区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开放度对提高FDI的外溢效应是没有意义的外溢效应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