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区域差异——基于30个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实现区域绿色经济和环境共赢发展的关键所在。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上,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份及其两大区域、三大区域和四大区域的GTFP及其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GTFP年均增长1.3%,且G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GTFP在省际层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GTFP指数增长率最快的省份分别为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不同的空间尺度选择标准下的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珠江-西江经济带FDI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珠江-西江经济带2012-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生产率的具体影响.空间溢出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珠江-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FDI有利于提高GTFP,但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在整体上对GTFP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由门槛效应可知,FD...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

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究竟是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还是仅仅是短期效应？对此,本文基于中国工业33个细分行业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长期和短期正向影响,且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从短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时滞效应,即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存在一定的传导过程;从长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既受环境外部因素的影响,且因行业异质性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特征,但总体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从长短期视角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成立。本文据此提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水平,根据行业异质性特点和长短期影响特征,有针对性和策略性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建议。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1998-2009年相互匹配的数据,对微观层面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还基于中介效应基本原理构建实证模型,对全球价值链机制下FDI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同时论证了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作用具体异质性特征。基本结论为:(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FDI对中国企业作用机制显著,即中国企业可通过FDI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提升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FDI对国内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民营企业次之,对国有企业的作用比较弱。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已逐步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基于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G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它在区域层面上的不同表现进行了测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四大经济区域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其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有显著影响,在东北地区作用不显著。基于此,各级政府应坚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合理统筹区域数字经济布局,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进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否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增长——基于技术创新视角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双向FDI、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使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对2003～2018年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进而运用空间交叉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结果 表明:现阶段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区域异质性;技术创新对...     

杠杆率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企业和地区异质性的视角

提升企业效率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4-2018年的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企业效率的主要衡量指标,从多个角度实证分析了企业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式和作用程度.研究表明:企业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而在国有企业则呈U型,且影响十分微弱...     

全要素生产率与FDI和研发资本存量对其影响探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有很多前提假设,当这些假设被打破时,传统方法将出现很多问题。文章将基于1992-2008年我国28个省的面板数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FDI和研发资本存量对其影响进行计量分析。     

环境约束下企业行为的博弈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问题迅速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企业则是社会经济中影响环境问题的重要微观主体之一。论文界定了企业当前所受到的一些环境约束的范围及内容,然后在这些环境约束下,应用Stackelberg模型分别分析了企业在短期和长期内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的博弈,最终得出在长期内,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的结论,以期为企业改善经营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效应的研究

由于受投资的动机和投资对国外利率弹性大小的制约,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带动我国就业的增长;在短期内,新增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间接效应会增加,但从长期看,国内投资会部分地"挤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间接就业效应。     

外部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企业效率

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决定于企业特性,企业的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本文研究外部集聚经济和外资溢出效应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市区销售收入前五十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包括企业人均资产、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性质和产业特定因素之后,企业所属产业在空间上越集中、所在城市人口密度越高以及外资企业产值比重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越高,说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外部经济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的空间迁移行为,因为企业倾向于迁移到外部环境有利的地方。     

FDI对行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2004—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29个行业面板数据,分析FDI与制造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并从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两个角度检验了FDI对环境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FDI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正相关,而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负相关;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均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分别呈现倒“U”和正“U”型曲线关系;绝大部分行业没有同时处在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的最优区间,总体上存在工资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情况。FDI对制造业行业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应有选择地吸纳能够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外资投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切忌盲目地、一刀切地提高或者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和行业工资水平,可依据门槛最优区间对不同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加以相应调整。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

论述了环境的新变化对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并且指出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要求。     

入世前后我国各地区FDI经济环境比较研究

文章按照入世前后两个阶段，对比地研究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各省级行政区域的FDI环境及其变化，确立了影响FDI区位分布的指标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文章对因子模型进行改进，得到了因子加权模型；以世界投资报告中选取的指标为基准，筛取了指标变量，并将1997-2004年的数据带入因子加权模型进行计算，得到了影响我国FDI区位分布的指标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并据此将入世前后我国各地区FDI环境进行了排序。     

地区间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放松Barros和Cabral的假定,在跨国公司的决策集为{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的情况下,建立动态的博弈模型对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通过优惠政策竞争FDI的福利效应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就一国整体福利而言,地区间吸引FDI的恶性竞争使引进FDI的成本过大,将导致福利损失。针对我国FDI的流向、中西部和东部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提出逐步取消东部地区外资的优惠政策,给予中西部地区适当的外资优惠政策将是我国整体福利的改进。     

我国外资引进环境与引进效率的评价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与两阶段DEA方法

外资引进环境是东道国政治、经济、市场、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评价外资引进环境不仅涉及其变化过程,而且要考虑外资引入绩效。文章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到2015年间我国外资引进环境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和分解我国省级区域的外资引进效率。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整体外资引进环境不断优化,但外资经营环境吸引力还不稳定;外资引进整体效率水平基本平稳,危机对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短暂,外资本土经营效率低下是外资引进效率的主要无效来源;东部及经济发达地区外资引进效率较高,西部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外资引进效率较低,中部地区的外资引进效率提升相对明显。     

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双向投资的性质与协调发展

我国的双向投资(IFDI与OFDI)能否协调发展不仅取决于二者在"量"上的关系,更取决于二者在"性质"上的关系。文章以我国城乡非均衡发展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为背景,基于双向投资的性质,对我国双向投资能否协调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垂直型的OFDI与水平型的IFDI是相互协调的,中部地区垂直型的IFDI与水平型的OFDI也是相互协调的。因此,我国各地区的IFDI与OFDI虽然存在异质性,但是都协调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为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走出去"战略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服务业FDI影响因素与中国引资环境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决定因素,指出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水平、外资利用状况和房地产业吸引力是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引资环境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比例较低与我国人力资本状况、服务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制造业利用外资现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