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遵循比较优势了吗?——基于国家-行业层面

本文运用2005-2014年ORBIS全球企业数据库中的中国企业海外制造业子公司数量这一微观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尝试从国家-行业层面验证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制造业投资时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制造业投资时遵循了比较优势,即会将熟练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投资到熟练劳动丰裕度高的国家,而将熟练劳动密集度低的行业投资到熟练劳动丰裕度低的国家.另外,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经济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多维度视角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东道国与母国多维度的经济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将经济距离划分为需求偏好距离、劳动力成本距离、基础设施距离和相对价格距离,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需求偏好相似、劳动力成本距离小、相对价格距离大,以及基础设施距离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走出去"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时,必须同时考虑东道国与母国自有经济状况,将经济距离作为重要参考要素。     

工资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论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工资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理论分析结论表明,企业追求效率最大化情况下,母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效应,而劳动生产率却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效应。同时以中国为母国,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通过实证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有效验证,理论推导结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基本吻合。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抑制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劳动生产率优势却促进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汇率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国内资本成本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国外资本成本抑制着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业务;国外真实需求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汇率风险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文献综述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激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动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发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大相径庭。通过对比归纳发现,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为集中,受东道国因素影响较多并大多有市场推动;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复杂多样,主要受母国因素影响且政府政策推动具有较大作用。这一比较研究也表明,在我国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应先考虑并区分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差异化结果。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驱动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的路径研究

本文将低碳经济理念纳入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框架,利用2000-2019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模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研究发现:在装备制造业整体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两条路径促进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但边际产业转...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还直接影响母国的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扩张,其中对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促进效应最大,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结构的深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内涵式优化,但有利于后期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外延式优化,但长期来看该效用趋于弱化。应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引导,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能力和整体技术水平,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进而倒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OFDI逆向技术溢出门槛与母国技术进步——基于绿地投资与企业海外并购的比较

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横纵两向比较与探讨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海外并购技术转移度低于绿地投资技术转移度,因而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包括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均高于绿地投资的溢出效应,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均有促进作用。同时,受到母国研发资金投入与人力资本存量约束,二者分别为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设立了最低与最高“门槛值”,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超过最低“门槛值”与绿地投资低于最高“门槛值”均会带动母国技术进步,反之两者都抑制母国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应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海外并购份额,以提高技术进步程度。     

中国O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挤出还是挤入

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国民经济16个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方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是挤出还是挤入了国内投资,以及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会挤出国内投资,高效的金融市场和发达的产品市场可以削弱这种挤出效应,其中产品市场的作用尤为重要;当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动国内出口或者转移过剩产能时,会挤入国内投资,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地挤出了国内投资;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净效应依然为挤出效应,因此,适宜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政策以及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作用的重要基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相互影响的传导路径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表征,两者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影响,这已为众多的经验证据所证实.本文着重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相互影响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对外贸易到母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到对外贸易,均存在多条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是"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的结论.     

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与78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控制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键影响因素设定基准模型,然后引入国家经济风险变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分组检验显示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模型,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测算了国家经济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水平。     

中国转型期ＯＦＤ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基于行业面板数据模型

“入世”以来,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逐步由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向对外直接投资强国过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六个行业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存量占比、贸易总额占比、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相关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进而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FDI对环境污染的行业差异性研究

论文将外商直接投资依据行业进行分类,研究不同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造成的影响,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如下: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会恶化东道国的环境,流入服务业则支持"污染光环假说",对于农业和软件业的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改善效应需要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FDI才有利于环境的改善。     

OFDI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机理及效应研究——基于双重路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选取中国可获数据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6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自身效应路径显著促进了中国金融发展,而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效率、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结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路径作用大小不同。另外,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金融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金融发展,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重视经济发展内在质量的提升,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外资质量。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对母国的就业效应日益明显。国内外的学者利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损失效应、就业不确定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本文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     

开发区设立能否助力企业“走出去”——来自微观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开发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2—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研究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发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生产率提升两种渠道助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有海外经历高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大,且经济技术开发区比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国家级开发区政策相较于省级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政府干预、制度调节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将企业所处的宏观背景与制度环境整合,重新审视中国企业在面临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母国制度优势去做出国际化战略决策。与传统思路分别分析政府干预和企业外部制度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考虑中国区域层面制度演化的异质性,将制度的地理纬度差异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平衡发展对政府干预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削弱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同时,这种调节作用的强度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均有所不同。     

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RCEP伙伴国的证据

数字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相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RCEP签署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必要考虑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定量测度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其中培养数字化潜力人才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国家提高数字经济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研究有助于优化中国海外投资布局,推动RCEP成员国互利共赢。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物流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在资源配置全球化与经济发展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物流企业已经深刻认识到企业实施跨国战略的重要性。依据投资理论,物流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受到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与影响。具体而言,基于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企业内部能力、企业经营状况、企业对外投资经营服务需求、海外投资动力、母国政策环境、东道国政策环境和东道国物流绩效指数等八个潜变量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找出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效用,并对中国物流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制定与规划设计提供对策建议。     

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正蔓延于全球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给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跨国投资产生的影响,并阐述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风险和时机把握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