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与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造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偏向对政治制度较差、 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中国企业偏向投资"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表现为负值,即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在相互竞争、 相互挤出的效应,本文认为复合型FDI的存在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过度集中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能存在差异,鲜有文献同时考虑这两方面差异。总体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时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空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对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促进效应要显著强于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对亚洲国家的促进效应强于欧洲与非洲国家。另外,前述倒"U"特征在欧洲、亚洲、非洲样本中均存在,但在非洲,上升趋势似乎占主导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研究--基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比较分析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进行投资存在被"替代"风险;东道国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仅在已承接较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存在,且第二产业的诱发力最强,中国企业进入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和较小的投资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为显著,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要素更具吸引力。     

新进入者劣势、累积学习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论“五通指数”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6~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结合跨国公司与组织学习理论,系统考察包括地理及制度性因素在内的"新进入者劣势"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累积学习效应及其对"新进入者劣势"的调节作用;同时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系统考察互联互通对中国企业"新进入者劣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除经济距离外,其他距离因素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累积学习经验及"五通指数"在经济和地理距离方面的调节作用较为明显。企业自身学习经验的累积以及政府在政策、经贸、人文、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均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新进入者劣势"的消极影响。     

我国工业资本区位选择中的“第三方”效应

首先将一个经典的资本"松脚型"模型转化为一种空间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工业资本集聚中的新经济地理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第三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产业集聚的过程中"第三方"效应发挥了显著作用,这对我国各地区的招商引资策略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     

投资便利化及其效应:来自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证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及特征,进而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程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GDP以及投资便利化总指标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进一步考察分区域和分指标效应,发现不同区域投资便利化的效应不同,其中技术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区域都很显著。中东欧国家除了技术因素效应明显外,其微观营商环境的便利性也对吸引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南亚国家除了技术效应外,双边产业园区的建立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第三方物流服务商:信号显示、质量选择与声誉分析

通过对不对称信息下一期和多期模型的讨论,研究了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声誉投资和质量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消费者的重复购买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未必一定是正效应,施马兰西效应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尼尔逊效应,不诚实型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在一期模型中,对应地分别有三种最优策略,而在多期模型中,不诚实型第三方物流服务商最优策略则不同。由于国内物流企业的施马兰西效应大于尼尔逊效应,故声誉投资动力不足,而跨国物流企业的施马兰西效应小于尼尔逊效应,故其注重自身声誉投资。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分布地区相对集中,存在地区差异。本文采用K-M分析方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和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基于东道国语言相通与否、发达与否,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三个视角,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语言相通地区、发达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较长;东道国中国企业数、地理距离、企业投资广度对投资持续时间促进作用差异,以及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市场规模、企业出口额、企业规模负面影响差异,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     

投资便利化建设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门槛检验北大核心CSSCI

系统构建了一套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全球107个国家(地区)2009~2016年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状况,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异质化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理区域投资便利化发展差异较大,大洋洲、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投资便利化指数依次递减,投资便利化指数较高的国家多为欧美发达经济体,而投资便利化指数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与南美洲的欠发达地区;从全样本来看,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跨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从分样本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发展,可以有效吸引中国跨国资本的流入,但中国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则较少考虑投资便利化因素;从门槛结果来看,经济规模较大,劳动要素丰裕或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国家,通过改善投资便利化环境,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促进效果不明显。     

制度距离、相邻效应与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03～2017年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将相邻效应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考察制度距离、相邻效应及两者的交互对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检验四类制度距离对投资的正负效应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作用各异,文化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离阻碍了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法律制度距离、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则产生了正效应,但总体上制度差异对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产生阻碍作用。考虑相邻效应后,各国投资相邻效应表现为"互利共赢"。其中代表金融、贸易、财政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制度明显强化"互利共赢"作用,而文化、微观经济与法律制度距离弱化这种"互利共赢",随着相邻效应的增强,制度距离对投资的阻碍作用在削弱。据此提出在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中国需要充分发挥相邻效应,动态考虑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来平衡中南半岛国家两两邻国之间的投资利益关系,最大化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效应,实现中国与各国经贸合作的良性发展。     

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非洲显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全球的投资热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到非洲投资存在多种政治风险，中国企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瓶颈。中国企业在对非投资时应加强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在投资前要对投资国家和投资项目进行政治风险评估，并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风险应对体系，以规避政治风险带来的伤害。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的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进行研究,证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外投资对象为发达国家、并购动机为技术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活动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持续时间更长,而对象为发展中国家、并购动机为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仅在并购后初期较为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配吗？

使用2002~2007年的企业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要素重配的影响,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配综合效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从分解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入效应、在位企业要素重配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退出效应的影响则不显著。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民营企业的对非投资

自2000年10月创建以来,中非合作论坛不仅全面深化了中国同非洲国家间的经贸关系,而且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新生力量。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和非洲经济都面临转型,这给中国民营企业到非洲投资提供了发展机遇。然而,非洲局势的动荡、投资环境的不成熟以及国内投资者对非洲文化和法律法规的不熟悉等因素都给民营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带来重重挑战。应对投资非洲过程中面临的各项挑战,不仅需要民营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的水平,而且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和引导。     

比较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道国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视角,实证检验东道国市场规模、政府治理、资源禀赋和金融资本等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与其他类型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分析和预警,国内企业之间则应进行相应的沟通和协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影响世界、对世界做出贡献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采用2003年～ 2012年64个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沿线国家人均实际GDP的关系.首先以主成分法构建基础设施评价指数来衡量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发现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正不断完善,区域差异在缩小;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1％,即能显著促进沿线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0.01％,中国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2％;最后通过检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约有30％是通过完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来实现的.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主要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中国的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首先,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空间相关性显著。其次,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与平和型,实证结果发现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而平和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具体地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

本文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这种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而且还是逐年递增的。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最后我们还尤其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未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但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正是由于后者的"生产率"效应部分地抵消了前者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未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