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中国刘易斯拐点及阶段研究——基于31个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7—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两部门经济数据,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探讨我国刘易斯拐点及所处阶段。经验观察认为我国总体上还是处于刘易斯第I阶段,而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上升,预示着我国已越过刘易斯第1拐点,进入刘易斯第II阶段;而实证模型分析认为在1997—2004年无论是全国还是局部区域均越过了刘易斯第1拐点,但2005—2012年各区域又返回到刘易斯第I阶段。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东中西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模型结论认为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现代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还未完全发挥,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劳动力迁移理论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劳动力迁移理论 刘易斯建立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指出,经济中存在着二元结构,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增加的资本吸收的过程。正是通过投资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使现代部门不断扩大,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将随着传统部门剩余劳动     

刘易斯模型适用性考察

文章考察刘易斯经典模型的适用性,主要结论是:(1)刘易斯经典模型具有简单而又精巧的博弈结构,它大致适用于地主所有制且劳动力过剩的经济.(2)刘易斯经典模型不适用于自耕农制度且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在流动者与家庭脱离经济关系情形下(刘易斯曾考虑过),两部门工资大于或等于生存工资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在流动者与家庭不脱离经济关系情形下,农业部门工资上升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波动.(3)在多种农业土地制度并存情形下,经济发展不具备刘易斯经典模型的特征.由于劳动力流动次序由保留工资决定,其结果就是:在劳动力过剩阶段,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先维持在生存水平上,此后逐步上升.(4)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土地制度类似于自耕农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非农工作者与家庭很少脱离经济关系,劳动力流动特征与刘易斯经典模型结论也不一致.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西部多维二元结构:问题与突破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指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中心的传统农业部门共存,城乡分割的一种社会经济状况。而在中国西部,不仅存在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的对立和分割,在农村内部还存在农村工业与农村农业之间的分割,即所谓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西部在经济体制方面还存在二元体制的共存,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存在并发生作用。而当我们更进一步把目光投向西部农村与城市的政治、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东北三省劳动力市场研究

本文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东北三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利用1978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函数,之后利用计量分析结果估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并与农村部门的生存水准进行比较,最后再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在东北三省当中吉林省接近刘易斯的转折点,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没有到刘易斯的转折点.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是否结束”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拐点”概念认识、证明及数据选择上的分歧.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在于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内部工资是否趋同”两大因素.沿着这一思路,我国呈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特殊现象,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目前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作用的结果.     

四元经济结构视角下的民工荒问题探究

以往关于民工荒的研究都是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之上的,有的学者通过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目前处于四元结构阶段,却鲜有学者在四元经济结构理论上对民工荒问题进行研究。据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四元经济结构,把其分为四个部门:农村传统部门,农村企业部门、城市传统部门、城市现代部门。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的民工荒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城市传统部门遭遇民工荒是因为该部门提供给农民工的净收益明显小于农村企业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城市现代部门遭遇的民工荒其实质是技工荒。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最新研究进展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刘易斯(A.Lewis,1954)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此后费景汉、拉尼斯(H.Fei ＆ G.Ra-nis,1964)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     

榆林市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奠基枉理论之一。刘易斯（A．Lewis）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同时它的理论也较好地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本文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切入点,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阐释了劳动力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对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影响。"标准结构法"显示中国农村中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仍需时日。未来几年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纾解就业难题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正在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成功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转折点,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本文对我国农业的制度工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并对转折点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尚没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的二元经济已经到达了标志着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刘易斯转折点.     

"二元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基于我国农村的农地制度对"民工荒"现象的理论探讨

我国当前的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传统农业生产部门生产率低于现代非农生产部门,农村劳动力流向非农部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利.于经营者进一步投资从而提高单位土地产出率,制约了土地流转、集中,制约了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流动,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提出了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降低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成本,促进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的政策建议.     

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说起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美国一些媒体也声称,随着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工资将大幅上涨,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尽管工资上涨与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由于价值转形而存在一定关系,但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便存在也与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滥发货币救市和掠夺世界人民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要对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负责。     

简析城市型二元经济结构与国企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曾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和农村的传统农业并存。基于这种状况，他们还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机制。其实，在我国城市经济中也有类似的二元经济现象，即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迅猛发展的非国有经济和缓慢发展的国有经济并存，二者之间也有一个转化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缓慢发展的国有经济使国企中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入迅猛发展的非国有企业。这种转移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转型机制予以分析。     

声音

“民工荒”持续大规模发生，表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在走出“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进人城市而1：资水平不发生变化，是“刘易斯拐点”之前的情形。这个局面正在被打破，令人欣喜。中国经济能否走到这一步，人们曾经信心不足。实际上，这一步能不能跨越，决定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能不能打破。如今，这个局面不期而遇，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人新的时代。     

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看成是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前兆。本文首先基于人口转变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然后在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框架下界定了“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指出单一的人口拐点或刘易斯拐点并不值得担忧,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同时发生的人口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才是经济减速、甚至人均产出水平下降的推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若干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危机通常发生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的双重拐点重叠。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同时,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没有迹象表明储蓄／投资拐点的到来。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不过,陷入危机国家的教训表明,信用膨胀伴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将会引发突然、剧烈的调整。所以,未来在通过改革继续推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稳定信用和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刘易斯（第二）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被提前触发。     

当中国制造业遇到刘易斯拐点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减缓,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2030年前,劳动年龄总人口将达到峰值。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毋庸置疑已经到来。伴随着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随之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新一代劳动者的要求更高,劳资关系将发生剧烈变化;人口红利的式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