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贷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1980～2003)

1980～2003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累计达3.3万亿日元的贷款,占所有双边贷款总和的比重约50～60%,是中国最大也最重要的援助提供国.这些日元贷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少见.本文以发展经济学的援助评价理论为基础建立了计量模型,利用1980年以来的数据,对上述问题作了一个尝试性的评价.我们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1990年前,日元贷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在1990年之后的作用则积极显著,这表明不同的政策环境与援助性贷款的相互作用导致不同的结果.     

我国“十一五”时期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制度创新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但“统借自还”的还款机制使其只能限制在收益较高的基础设施领域,其资金扶持作用和示范效应都在减弱。随着我国发展战略重点向社会发展领域的转移,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必须开拓社会发展这一领域。为此,需要创新还款机制和推广机制,并进行规避汇率风险和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制度创新。     

消费贷款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发展建议

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对于实现中部崛起起着重要作用。研究消费贷款对河南省消费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创新河南省消费贷款品种,扩大贷款服务对象,有利于我国实现整体经济发展。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1981-200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对二者的相关数据采用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1982-2003年间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体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平均为8.19%。虽然平均计算的贡献份额较低,但加入WTO后的最近几年,农产品外贸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由上述结论可解读出若干政策含义。     

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被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分析所忽视。本文通过扩展传统的增长核算理论,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中,并利用中国1978—2009年数据对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每年拉动1.1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本文利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探讨全球化经济活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国内投资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经济学家们一直努力用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经济增长作为人类永恒的目标,其理论远没有成熟。为什么英国最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为什么中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没能够进入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     

中国农村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农村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苗长虹（河南大学地理系、开封４７５００１）科学地认识农业工业化的作用和绩效、是农村工业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农村工业的发展究竟能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发展起哪些作用呢？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问题的专家小组...     

中小金融机构研究:基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实践分析

市场化中小金融机构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关键。小额贷款公司是内生于我国民营经济的市场化中小金融机构,它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对内进一步开放。小额贷款公司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多元化,有利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功能。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我们利用中国1978年以来的数据,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产权改革、法治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的自由化,将有利于增加私人信贷,但对整体信贷量以及金融深化并无显著的作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提高私人信贷水平,而且对于整体信贷量的提高以及金融深化都有显著的作用.本文的结论是: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是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与中国实证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的研究多数支持"供给主导"假说,即金融深化过程会通过提高外部融资可得性、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对我国1978年~2007年间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长期内多数结果支持金融深化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的假说,而短期内两者是相互影响的。     

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各省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各省区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有所不同：同前期相比,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正效应,并且正效应明显变大;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微弱的负效应;而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与之前相反,分别表现为不显著和显著的正效应。因此,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控制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改善文教支出结构,从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Reliving the 1950s: the big push, poverty traps, and takeoff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lassic narra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poor countries are caught in poverty traps, out of which they need a Big Push involving increased investment, leading to a takeoff in per capita income—has been very influential in foreign aid debates since the 1950s. This was the original justification for foreign aid. The narrative lost credibility for a while but has made a big comeback in the new millennium. Once again it is invoked as a rationale for large foreign aid programs. This paper applies very simple tests to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narrativ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narrative is scarce. Poverty traps in the sense of zero growth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are rejected by the data in the whole period 1950–2001 and for most sub-periods. The poorest quintile also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growth of the relative income ratio to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over 1950–2001, nor is relative growth for the lowest quintil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an other quintiles. The claim that “well-governed poor nations” are caught in poverty traps is rejected by simple regressions that control for both initial income and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strumenting for the latter). The idea of the takeoff also does not garner much support in the data. Takeoffs are rare in the data, most plausibly limited to the Asian success stories. Even then, the takeoff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aid, investment, or education spending as the standard narrative would imply.     

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融资约束是否限制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的提升?针对此问题,基于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生产和贸易匹配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加成率。有关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发现,融资约束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减少企业出口的概率和降低出口产品质量,从而限制企业提升加成率水平,表明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中的生产率渠道、出口渠道和出口产品质量渠道均存在。为此,需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企业融资能力,以提高中国企业加成率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分别以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结构论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1)无论是金融抑制论还是金融结构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对于模型1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而模型2并没有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从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解释的力度来看,金融抑制论对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弱,而金融结构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要强.因此,在强调市场对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更加关注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机构改革,理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机制,以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     

The allocation of volatile aid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We analyse, both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e growth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two components of volatile foreign financial assistance: ‘directly productive’ (or ‘tied’) aid and ‘pure’ aid. We find that scenarios in which aid can hurt the recipient's growth rate emerge only in cases where foreign aid is volatile. As a result, we conclude that it is onl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esence of aid variability that aid allocation determines whether foreign aid hurts or promotes long-run growth.     

中国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199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国省际土地财政收入①增长的影响因素,分别利用动态效应模型和阈值效应模型进行了估计,探究各因素在空间和时间发生变化时的影响规律。研究表明,各因素在不同时间、不同阈值效应下对土地财政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土地财政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的增长会形成惯性而影响后期的增长;一个地区财政压力较大、事权和财权不平衡程度加深、房价上涨会导致该地区土地财政收入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这些影响又会有所不同。因此,财税体制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采用不同的措施。